一、田野考古的出现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考古学的诞生都经历了一个由“古物学”到“考古学”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就是以发掘为标志的田野考古的出现。
在欧洲的古典时代，有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实物的学问，叫古器物学，简称“古物学”。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学”主要侧重研究地中海地区古代希腊、罗马的古迹古物，其中尤以艺术品为主。到了18世纪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
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omsen)在对外展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时，第一次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材料的不同，将馆藏文物分成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不同的展厅。并在编写的参观指南里面指出，人类历史从早到晚很可能经历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在1836年出版的《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分期思想，这便是世界著名的“三期说”理论。“三期说”提出以后，在当时很快得到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毕竟是一个假说而已，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确实经历过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这样三个时代顺序。
1840年，汤姆森馆长的学生沃尔赛(Worsaae)，在丹麦的一个沼泽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第一次从层位上证明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种古物在地下的先后早晚关系，实证了“三期说”的客观性和正确性。1843年，他在《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中，详细报道了这次发掘的收获，并使“三期说”成为世界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不仅如此，丹麦沼泽地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也被看作世界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在中国的北宋晚期，有一本由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这本书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而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书中搜集了很多青铜器和玉器，每件器物不仅摹绘了图形和款识，还注明了尺寸、重量、容量、出土地点、铭文拓本和收藏者等。后来又有一些书，也是按照《考古图》的模式和体例编排的。由于这类书籍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所以又被称为“金石学”。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因帝王偏爱，使得“金石学”发展到了“考证经史、注释说文”的鼎盛时期，并且出现了所谓的“乾嘉学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始见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从本质上看，“金石学”和欧洲的“古物学”比较接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西方的文化、技术等也被带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西方的考古学。起初，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文化学者只是在西北、东北等地陆续开展田野调查，采集和征集地下文物和古生物化石。到了20世纪初期，便开始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代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其中最早的一次是1921年春季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在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发掘了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沙锅屯遗址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以田野考古发掘为标志的西方考古学正式传入中国。
欧洲考古学的出现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共同经历了由“古物学”到“考古学”的过程。在欧洲，“古物学”转变为“考古学”的标志是发掘。在中国，“金石学”(古物学)转变为“考古学”的标志也是发掘。由于发掘是田野考古的核心内容，因此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
二、田野考古的中国化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通过发掘沙锅屯遗址和仰韶村遗址，将西方考古学带到了中国。作为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田野考古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田野考古基础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
首先是“地层学”的中国化。无论是1921年辽宁沙锅屯、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还是1926年、1928年、1930年相继开展的山西西阴村、河南小屯、山东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都是采用按深度计层的办法进行的，是以“地质地层学”为指导的。这种办法和理念对于进入全新世以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遗址堆积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时期的堆积是十分复杂的，大面积成层分布的堆积有厚有薄，局部形成的遗迹堆积有深有浅，因此按照统一的深度计层进行发掘，是不可能正确揭示遗址内诸堆积形成的先后顺序和遗迹堆积的本来面貌的，更不能正确判定不同堆积之间的真实早晚关系。所以，这一时期虽然通过仰韶村、西阴村、城子崖、小屯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提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但发掘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直到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时，才第一次从遗址堆积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性地采用了依据土质土色区分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判定早晚的发掘方法。这次发掘不仅改变了以往的操作方式，实现了发掘方法的中国化，而且通过对不同堆积之间层位关系的把握，正确区分出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互叠压的“后冈三叠层”，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三代”早期考古找到了一把可靠的年代标尺。所以，对于1931年以前的中国十年田野考古工作来说，安特生的贡献是把西方已有的田野考古带到了中国，李济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先河，梁思永的贡献则是在安特生采用的地质学发掘方法与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完成了“地质地层学”向“考古地层学”的转变，实现了田野考古的本土化和科学化。继此之后，夏鼐于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宁定阳洼湾的发掘，第一次根据“墓葬填土内遗物早于墓葬随葬品”这一标准，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原来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张忠培于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渭南、华县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又一次依据夏鼐采用的“墓葬填土内遗物早于墓葬随葬品”标准，第一次发现并命名了老官台文化，并提出了老官台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新认识。通过这两次田野考古实践提出的有关堆积层位关系和内含物早晚关系的新理念，可以看作对梁思永“考古地层学”方法的补充，并且成为其基本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全国各地近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国家文物局于1984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主持编写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以行业规范的形式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对发掘方法、采集标准、记录手段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内容虽不断丰富，方法虽不断增多，但是按照土质土色区分堆积和依据叠压打破关系判定早晚的中国特色“考古地层学”基本原理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不仅彰显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田野考古的中国化是成功的。
其次是“类型学”的中国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安特生、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外学者都曾先后就各自主持发掘的考古遗存进行过形态比较方面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进入30年代以后，在欧洲进化论思潮影响下受生物学启发形成的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以不同的方式被引入中国，并在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分析的实践中开始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但是，真正在前人探索基础上，把西方类型学思想同中国田野考古实践相结合并且实现类型学中国化的是苏秉琦。他在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对1934—1935年北平研究院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以东发掘出土的一批墓葬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分型”、“分式”研究，首次从“谱系”的视角，分析了“袋足类”、“联裆类”、“折足类”、“矮脚类”等多个系列陶鬲的起源和演变，通过详细讨论瓦鬲的时代、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展现了“不同谱系的器物在各自轨道上的发展变化”。这一创新成果，建立了中国式考古类型学的概念体系，奠定了中国式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式考古类型学的典范之作。李济曾在给苏秉琦的信中评价这一成果“对于原始材料处理既详且尽，又力求准确，已超乎一般之标准”，表明中国考古学通过苏秉琦《瓦鬲的研究》，完成了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过程，实现了欧洲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向中国苏秉琦考古类型学的转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式考古类型学既有来自欧洲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的影响，又有基于中国考古实践的方法创新，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后来的考古实践探索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俞伟超等陆续发表的有关于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的一系列论述当中不难发现，中国式考古类型学不仅可以研究遗物，还可以研究遗迹；不仅可以研究遗存的“排序”，还可以探讨遗存的时空关系和亲缘联系；不仅可以纵向分析遗存的继承发展、演进脉络，还可以横向讨论遗存之间的影响交流、迁徙融合，更可以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文化因素的构成和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承继及互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真正形成了考古类型学的中国特色，彻底实现了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
三、田野考古的科技化
田野考古发掘的居址、城址、墓地等古迹及其出土的文化、自然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材料。这些材料存在两个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重要属性——物质性和有形性。这两个客观属性，决定了许多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都可以应用到田野考古当中，进而通过学科交叉不断推动田野考古的科技化。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田野考古当中，不但为考古学提供了更为精确的信息，使诸多问题的研究细化到了分子水平，而且有力地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提高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在空中勘测和地面测量技术方面，通过使用卫星图像和航空摄影等遥感技术可以快速获取大范围的地面考古信息，通过检测地表形态的差异还可以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古文物遗迹。全站仪和rtk测量仪的使用，可以帮助布设田野考古发掘探方，测量遗址的地理信息和空间分布状况。这些技术和方法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均已被广泛运用。
在物探与化探技术应用方面，利用电子设备间接探测地下物体的方法，被统称为物理勘探，这种勘探技术在欧美地区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我国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与传统的考古钻探相比，物探技术具有不损伤地下遗存、操作比较简单、获取信息量较大等相对优势。化学勘探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测试汞元素的化学异常寻找地下遗迹和遗物。1981年，对秦始皇陵的探测，使用的就是物探技术。通过探测，发现陵墓封土的中央位置存在大量的汞并且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推测可能是由地宫内大量水银长期挥发渗透所导致的。
在测年断代技术方面，放射性碳素测年法(碳－14)为1949年美国学者发明，195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介绍到中国，并于1965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碳－14测年实验室。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于已有的碳－14测年数据，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推动了对区域考古的编年研究。树轮年代学是通过研究树木木质部年生长层以及利用年生长层进行定年的方法，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创立，90年代初引入我国并建立起了树轮年代学实验室。古地磁法测年主要是通过某些器物的热剩磁性进行断代，但年代误差较大。热释光测年法是通过测量样品释光强度获取其被加热的年代，多用于测量具有晶体结构且被烧制过的样品，如陶器和烧过的石材等，可与碳－14测年法相互补充。
在古地质古环境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与文化衍化之间的动态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引入“环境考古”概念，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环境考古学之肇始。此后，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时间与空间迅速扩展，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效。环境考古的出现，不但愈发清晰地揭示出了中国不同时空范畴古代居民的生存环境和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为如何正确处理好当今社会的人与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玉石器和金属制品的鉴定和分析研究方面，通过一般石材的鉴定和成分分析、产地分析，可以探索人类对石材硬度的认知和选择，以及对石材资源的开发与控制。通过岩相分析和X射线观察，可以精准地确定石料的种类与产地。通过对玉器和宝石的鉴定，可以分析其来源和贸易的路径。通过对微痕的观察，可以了解石器的加工技术和使用方式等。通过金相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电子探针显微技术分析，可以观察金属制品的结构和成分，并推断其种类、工艺和原料来源地点。这些方法和技术，也都被广泛应用到田野考古出土材料的分析和研究当中。
在人类骨骼鉴定和分析研究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末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发掘过程中即邀请医学专家和古人类学专家到考古工地现场进行人骨性别、年龄、种族鉴定开始，中国的人类骨骼考古进展顺利，为认识墓地先民体质特征、复原古代亲族制度与社会组织关系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其中，20世纪50—70年代主要是侧重于对单个墓地或一个地区出土人骨的个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根据人骨体质特征差异讨论古代人种类型划分问题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先后提出了许多很有创见性的新认识。
在动物遗存鉴定和分析研究方面，自1959年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开始，经过了较长时期对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的简单分析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单个遗址的动物遗骸鉴定外，新开展的家畜起源、古人肉食资源获取方式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各地区古代居民经济类型及家畜饲养与驯化过程的认识。
在植物遗存采集和鉴定分析方面，20世纪90年代“植物考古学”概念的提出、“浮选法”的应用及“植硅石分析”方法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植物考古学的正式起步。特别是浮选法的大规模应用，使得长期困扰人们的植物遗存获取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加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植物考古学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方面，光电扫描技术、激光清洗技术、红外线热成像技术、数字化修缮技术、循环水热处理修复、冷凝蒸汽修复等技术手段，也都应用到田野考古工作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总之，自然科学方法在技术操作、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方面的进展日新月异，作用愈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衡量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田野考古的科技化，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研究贡献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由此也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广泛性和科学性。
四、田野考古的可持续化
田野考古是搜集考古学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一百多年来，为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或重点文保单位展示利用需要而设立的“主动考古”发掘项目覆盖全国。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而开展的“基建考古”发掘项目逐步增多，各地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考古遗存和据此形成的田野考古报告呈几何式增长。这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表现，也是推动中国考古学继续进步的基础。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田野考古发掘本身也是对古迹古物的破坏，而且是最根本、最彻底的破坏。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不会增多，只会减少，如果不加以合理的利用和有效的保护，终有一天会穷尽枯竭。因此，我们建议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必须走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
首先，要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导田野考古工作。既要重视发现考古“新材料”，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发掘，又要有节制、有分寸地控制考古发掘，能不挖则不挖，能少挖则少挖，以最小发掘解决最大问题，以便让子孙后代还能“有古可考”。要积极倡导并开展对已有田野考古发掘出土材料(考古文献)的梳理分析和消化阐释，通过研究“旧材料”，解决“新问题”，让考古学在研究、保护、利用、展示等各个环节上，都能发挥重要的专业指导作用。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关系，把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当中。要正确认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遗存和发掘的关系，增强“合理利用、科学利用、持续利用”意识，做到和做好以保护文物本体为前提的合理利用、以客观还原文物本来面貌为内容的科学利用、以达到文物资源永续传承与推进考古工作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持续利用。
再次，要严格限制田野考古发掘的对象和规模。一是国保单位不能发掘，大部分的省保单位也不能发掘。二是发掘中认识到遗址有可能是国保、省保单位的，在弄清遗址范围和性质后要停止发掘。三是凡是不可替代的文物不能发掘。四是发掘前要考虑到是否有相应的保护手段和技术，是否具备发掘的水平，科技手段是否跟得上，发掘装备是否齐全。因为只有做到这四点，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实现田野考古的可持续化和中国考古事业的永续发展。
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暨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前考古、汉以前东北考古。已承担各级各类项目6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教学名师、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长春市优秀人才、首届吉林大学十大杰出青年、吉林大学教学示范教师、吉林大学师德标兵等奖励和荣誉称号。
*本文为“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之二。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