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今天下午我们举办第四期农研智库大讲堂。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有两个最重要的演讲，上午有蔡英文演讲，下午听魏后凯演讲。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魏所长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也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工作过，既研究城市，又研究农村，既研究工业，又研究农业，所以他讲城乡一体化是最合适不过的。
他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魏所长是全国著名学者，除了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外，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国家民政部、国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也是十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城镇化研究，公开出版著作14部，发表论文400多篇，2001年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魏所长给我们作报告！
魏后凯：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北京市农研中心。以前我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和北京市农研中心有过一些合作，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以后开始转向农村研究。最近一段时间，我研究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比较多。今天我们所里通知下礼拜一要讨论中央一号文件的第三方评估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中央一号文件的研究，8月份就要完成了，主要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问题。
今天主要谈一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我想讲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与趋势，二是在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三是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最后一个问题我就点点题，要把这个问题讲透的话，要涉及到中国体制改革方方面面，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与王伟光写了《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本书，里面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一、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与趋势
什么是新常态？我的理解是，新常态实际就是一个发展转型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与乡村全面转型的新阶段。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来沿海地区要转型，后来我们提出来城市要转型，专门研究城市转型的问题。我还记得曾经在清华大学组织研究了一个专题，就是城市转型问题。现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乡村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新阶段。现在有些学者在研究转型问题，但是对中国的乡村怎么全面转型还没有搞得很透。我们农研中心可以就这个选题进行研究。为什么说现在城乡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新阶段？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去年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北京人均GDP是1.6万美元左右。按照世界的标准，应该是迈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我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很多城市的人均GDP都在1.3万到1.5万美元之间。
第二，从工业化阶段来看，全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发展阶段还要高一点。未来全国工业化任务主要是全面提高工业化的质量，我们的工业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很多年以前，我们做过一个北京市的课题，用147个国家和北京的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在人均GDP为5千美元以下的时候，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工业就业的比重都是不断提高的。在人均GDP为5千到1.2万美元的时候，这两个比重保持稳定。在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就业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是倒U型的。往后走，重点是提高工业化的质量。
第三，从城镇化阶段来看，城市化率在30%-70%区间是城镇化发展的快速阶段。《城市地理学》那本书中，把城市化率在30%-70%区间写成城镇化加速阶段，是写错了，实际是一个快速阶段。50%的城镇化率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处于30%-50%的城镇化率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处于50-70%的城镇化率是城市化的减速阶段。这是我们跟周一星探讨过的，周一星和他的学生测算，50%的城镇化率就是城镇化由加速向减速转变的一个拐点。2012年，我们的城镇化率超过50%，去年是56.1%，我们已经越过了城镇化率50%的拐点，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我们未来的城镇化重点就是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核心就是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北京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的任务很重，既包括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包括本地农民市民化，现在北京在外来农民工市民化上推进得很慢。市民化是未来我们提高城镇化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这么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们说新常态，可以归纳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增加速度减缓，二是结构优化，三是动力多元，四是质量提升。现在中央也在说我们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这是从全国来讲，但是从每个地区来看，未来不一定都是中高速增长。有些地区是中高速增长，有些地区可能是中速增长。北京往后可能不是中高速增长，有可能是中速增长，因为基数越来越高，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到美国这么一个发展阶段你还能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长吗？难度很大。但是我国中西部的落后地区有可能就是高速增长，甚至是超高速增长。总体来看，全国是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它的增长速度是要减缓的。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判断，我想讲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新常态下城镇化增速减缓
首先是减速的趋势，这里面已经讲了，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已经在减缓。我们看一看，2006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来看，2006年到20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8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下降到平均每年只提高0.98个百分点，速度在下降。我们也看到中西部地区到目前为止还在加速，但是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2014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49%，接近50%，西部地区低一点，47%，也快接近50%。到“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往后走也会逐步减速。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要下降，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这叫城镇化转型。我在很多地方讲课，讲中国的转型问题是一个城镇化的转型问题。
我们前年出了一本书叫《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本书里面我们就采取三种方法预测中国城镇化率，一个是经验曲线法，一个是经济模型法，一个是联合国城乡人口比例增长率法。我们先分别用三种方法测算，然后对三种方法测算的数据进行平均以后，这样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是60.3%，2030年是68.4%，2040年是75%，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81.6%。这是我们前些年的一个预测。从现在情况来看，估计有点偏高，主要是2040年、2050年的估计有点偏高。再看联合国这个预测也是这样的，联合国发布的一个英文报告叫《世界城镇化展望》，对比2011年的版本和2014年的版本可以看出来，2030年预测没有变化，但是把2040年预测调低了。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2011-2020年城镇化率增速大概是1个百分点左右，2021-2030年这十年城镇化率增速大概是0.8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过去说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增速可能是0.8-1个百分点，这是我们的观点。中科院地理所的研究说0.5-0.6个百分点比较合适，还有的专家说0.4个百分点。联合国说是2020年以前是1.18个百分点，2021年到2030年是0.77个百分点。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城镇化率是越高越好吗？我们认为，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只有像新加坡这样很小的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才有可能达到100%，北京也不可能达到100%。从国家层面来看，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天花板在哪里？我们估计中国城镇化率的天花板可能是80%-85%左右，很难突破这么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在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几乎就完成了，接近天花板了。城镇化率为80%-85%，那就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农村人口占15%-20%。所以到2050年的时候，我认为我国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估计，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比如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说我国城镇化率的天花板可能只有70%左右。还有学者说中国城镇化率天花板不能突破65%，我觉得这可能低估了。
中国城镇化减速的原因在哪？
一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无论是我们的测算，还是联合国的测算，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都在68%左右。这就意味着在2030年的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还有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城镇化率为30%-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区间，所以我们还有15-20年的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空间。但是这么一个快速推进是一个减速的推进，这是第一点。
二是我们发展理念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知道“十三五”时期中央提出“五大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过去中国的城镇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资、低成本来支撑的。在新的发展理念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比如我们的低工资，过去我们的工业化靠的是劳动力低工资、土地低价格。再一个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我们没有支付，没有支付并不是说市民化的成本不要支付，只是延期支付。上一届政府没有支付，本届政府、下一届政府就应该支付，它是一种延期支付。还有就是资源价格扭曲，环境污染成本向社会转嫁。比如北京的雾霾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过去没有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成本，资源价格是扭曲的。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北京缺水，主要是靠张家口调一部分水，更重要的是靠南水北调，调水成本是每立方八块钱左右，但是调水成本并没有在北京、天津居民用水价格上得到反映，是靠全国13亿人口分摊的。我们资源的价格没有把成本反映进来，所以我们讲的城镇化都是一种低成本的路子，这种低成本路子在新的发展理念下，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是我们城镇就业的需求将会下降，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也会下降。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创新驱动，加上工资上涨得那么快，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将会带来很多企业采用机器人或者更多的资本来对劳动力进行替代，这样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下降。我们第三产业比重提高，这也是一个因素。四是市民化的问题。刚才讲了市民化成本被延迟支付，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市民化跟城镇化是分离的，是脱节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同步进行的，市民化和城镇化是同步的。现在我们农民工到了北京，到了其它大中城市，并没有与城市的原居民一样，在各个方面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市民化的成本延期支付了，所以往下走，我们要补市民化的短板。我们曾经做过测算，全国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个人是13万元。北京更高，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人20万以上。假如我们要考虑市民化的成本，我们未来的城镇化不可能推进得太快。
这里面我想再讲一个观点，现在我们学术界还有很多的学者都说现在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已经不太成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确实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1996年以来，我们的城镇化快速推进。不能再说城镇化严重滞后。我这里有一个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2.6%，世界平均水平是52.5%，我们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总收入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3%，不到60%。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我们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吗？现在中国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不是说它的水平低还是高的问题，不是它的速度问题，而是它的质量太低，就是我们现在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太大，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的趋势。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下降
国家统计局系统搞了一些调查，2014年以来，许多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通常只有30%—50%。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城乡福利差异很大，农民强烈希望进城，但是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农民进不来。农民想进城，但是我们的体制政策是限制他的。但现在这些年来中央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很多城市把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区别都取消了。中小城市是全部放开了，鼓励农民进城，但现在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大大下降，农民不太愿意进城。前几天，我到浙江湖州去，说是城里人想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的，比农村人想转为城市户口的还要多，倒过来了，农民的意愿跟政府的导向出现了一种背离。过去农民想进城，政府不让他进城。现在政府鼓励他进城，农民不想进城，意愿下降。
市民化意愿下降，原因在哪？我觉得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感觉到他的发展机会增多，他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一是现在中央明确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尤其是发达地区很明显。要是把各种各样的农村资源，农民享受资源的权利转化为资本，资本抵押形成资金的话，北京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就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土地就是最大的财富。二是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这些年来，包括北京在内，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公共财政相当一部分都是向农村倾斜，我们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民确实也感觉到这种好处。三是农民的预期在不断的增加，他感觉到未来发展选择的机会也在增加。从发展的机会，从预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市民化的意愿在下降。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趋势。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小的态势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过去有一些波动。2009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地下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09年是3.33，到2014年是2.97，城乡收入比在不断地下降。这里面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的趋势？过去我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最初还没有城市的时候，收入很均匀，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后来城镇化一推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然后稳定，然后缩小。你看欧美国家农村居民的收入都要高于城市，农村没有贫困人口，贫困都在城市里。但我们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跟国外比，差距很大。我不知道北京是多少，我们到浙江湖州、宁波，他们很多都是1：1.7到1：1.8左右，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下降到1：2，但是1：1.7跟国际比也是有很大的差距，要看全国就更高了。我们要探讨，现在是不是越过了这个拐点？这种下降是一种短期的趋势还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越过了这个拐点，越过了这个转折点。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所以我们说未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城乡收入差距稳定缩小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未来城乡收入差距稳定缩小？我想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现在我们的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我们过去以城市为导向的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会下降。未来我国的小城市、小城镇、农村地区将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这些年来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有利于我们农村地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农民增收。你想一想我们农民要增收，要解决“三农”的问题，就是要减少农民，农民不减少，想要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很大。减少农民不就是城镇化吗？三是在新的阶段，中央、地方政府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投向“三农”领域。我们说下一步往后走，我们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这是讲的第三个方面的趋势。
第四，农民增收的难度在不断地加大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城乡收入差距要缩小，不是说要去压低城市居民的收入，而是要想办法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主要是靠农民增收。2009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都超过了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农民收入的增长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农民增收是高度依赖工资性收入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1990年的时候只有20.2%，2013年提高到45.3%；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3年的42.6%。
从农民增收的贡献来源看，也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大幅提高。1991年到1997年的时候，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只有26.8%，2010年到2013年提高到52.5%，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贡献率由68%下降到33.8%。可以很清楚看到，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低，要是计算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种植业净收入，比重更低，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更低。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47.2%来源于工资性收入，21.7%来源于转移性收入。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比重来看，工资性收入比重还在提高，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在提高，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在下降。从去年我们4月份发布的材料情况看，去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0.8%，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是40.3%，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是48%，这个比重是很高的。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是39.4%，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只有28.5%。种植业净收入增长4.6%。农民收入是高度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是越来越小，比重越来越低。这实际上是不正常的一种情况。
未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市民化的加快，农民增收的难度是越来越大。原因在哪呢？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民化后收入的计算问题。我们都在讲中央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去这些人到城里打工，把工资弄到农村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性收入是算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把他统计为城镇居民人口以后，从统计上看，他的收入是作为城市居民收入一部分了，而不是作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了。这样的话，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会出现下降。农民增收将要更多地依靠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二是农业的盈利空间问题。从家庭经营性收入来看，价格有一个天花板，成本有一个地板，成本在不断上涨，现在相当一部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都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农产品涨价，农产品盈利的空间受到限制。我提供一个数字，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三种主要的粮食，稻谷、小麦、玉米生产总成本平均每年增长10.5%，比GDP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4.2%。我们大量调查，现在土地流转成本大约在是800-1200元/亩/年。种粮食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钱，成本上涨很快，我们测算了一下，在十多年农业生产总成本的上涨中45.5%来自于人工成本，32.4%来自物质与服务费用，22.2%来自土地成本。这是我讲的第四个方面的趋势。
第五，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
过去我们的人口、资金、技术都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是我们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了速度减缓的趋势。我们做了一个测算，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不到200万。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速在下降。
二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虽然从目前来看，还在加速，我们测算了一下，2001年到2005年每年下降1.04个百分点，2006年到2010年每年下降1.62个百分点，2011年到2014年每年下降1.8个百分点。这种加速下降的态势是不可持续的，导致这种加速下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现在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重基数是越来越低，2014年已经在30%以下了；二是外出农民工转移的速度也在下降，城镇化的速度也在减速，未来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会下降。我们估计，在未来15-20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预计到2030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将下降到12%左右。
三是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所以未来我们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实际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研究一个大的问题，现在限制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不能永远这样。未来我们需要探索，允许城市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到农村居住和生活。他到城市也可以，到农村也可以，是他作为居民的一种权利。但是怎么来保障？怎么来实现？可能我们需要进行探讨，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包括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包括城乡体制接轨的问题。
第六，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弱质化加剧
我不展开，这里我们测算了一下，可以看出，乡村60岁以上、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城市。由于青壮年都跑到城里来打工了，农村留下来的老人占的比重很高。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需要关注的，包括农村的“三留守”人员的问题，关爱服务体系的问题，是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这是重点讲的第一部分内容。
二、新常态下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
我们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来新农村建设方针，总共20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概括为新农村建设1.0版。应该说，新农村建设1.0版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随着新常态的到来，中国城乡发展不断转型，不断变化，我认为现在这个提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了。尤其在北京地区还按这20个字来发展，不适应了。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怎么转型升级？怎么从新农村建设1.0版转型升级到2.0版。现在我们都在探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思路。未来我们新农村2.0版，比如到2020年，到2025年，新农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也在思考。
我想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进行考虑：第一个视角是总书记强调的强、富、美的思路，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这是一个视角，但是仔细想，完全按这个视角，新农村2.0版未必可行。因为要实现强、富、美的思路，不是三、五年马上就能达到，要一步一步的。尤其是农业，现在中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视角是总书记刚讲到的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我觉得“五个化”概括得很好。他讲的是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讲新农村。我们想能不能把这个思路沿用到新农村上来，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来推进。但是想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五化”要求，也不是三、五年马上就能实现的。
第三个视角是全面小康的思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是一个短板，北京的标准要更高一点。我觉得未来的新农村到底怎么来表述，这三个视角都是很好的思路，可以考虑。也许未来我们需要提出来一种综合性的，把这三个不同的视角都吸收进来的思路，一个是强、富、美，一个是城乡一体化，一个是全面小康，最后我们归纳出一个新的思路。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探索的，尤其是我们北京这些发达地区需要超前探索的，因为北京发展水平比较高，要考虑新农村2.0版这个问题。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把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起来考虑，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刚才，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有关人口变化的趋势、城镇化的趋势、市民化的趋势。比如你要在农村搞基础设施建设，搞公共服务建设，不能说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建好了，农村没人了，都跑到城里来了，这不行的，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基础设施是为人服务的，人都走了，还有什么用？所以要把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农村基础设施的布局、公共服务的布局，一定要考虑到人口城镇化的趋势，一定要考虑到农民进城的因素。
我们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三个方面，城乡均等化、地区均等化、居民家庭均等化。从城乡均等化来看，我们认为城乡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只是一种相对的均衡，而不是绝对的均衡。怎么叫相对的均衡呢？一是现在城镇化在快速地推进，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基础设施的布局、公共服务的布局都要考虑到人口迁移的因素。这种布局要跟未来城乡人口的格局相匹配、相协调、相适应。二是要考虑到很多农村人口虽然住在农村，但是把一些公共服务的消费放在城市里，比如医疗、教育、文化，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这个在很多地方是很普遍的，尤其是交通发达以后，城乡一体化以后，农村人口很快就进入城镇了。我们讲的均等化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均衡，这样的话，我们公共资源配置的难度也在加大。
第二，新农村建设要重视产业的支撑作用，要有利于农民增收，把农民增收、人居环境改善和幸福指数提升作为根本目标。
我们去调查，有些地区搞新农村建设，搞了半天，农村没有产业支撑，人都到城市里面打工，这是我们所要的新农村吗？不是。现在中央提出来，当前农村发展三大任务：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不能把这三项任务分割开来，割裂开来，这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现代农业，没有产业支撑，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的收入不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肯定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未来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
我记得几年前在中央党校上课期间，去参观北京市搞文化娱乐的一个地方，说是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都上楼了，看过以后，我就问，这到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社会主义新城市？你不能说因为户籍制度没改革，还保留着过去的农业户口，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觉得这就走偏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地区，已经是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新农村首先应该是一个农村，而不是一个城市。你不能说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结果搞成了社会主义城市化地区了，那我们就走歪了。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过去我们到珠三角、长三角，说笑话：搞的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城镇像农村。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必须差别发展。我们要建的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农村应该有青山绿水、有乡愁、环境优美，而不是大片的工厂、大片的水泥森林，这是农村吗？这是城市。新农村要有稳定的产业支撑，要有来源稳定的农民增收渠道。你不能说你搞新农村，结果搞的产业不是农村的产业，那些产业都是集中在开发区的，集中在城市里面的那些产业，这个做法不是新农村了。搞一个开发项目，最后的结果是产城互动，最后又是一个新城市，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你也不能说新农村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增收的渠道，农民都到北京、上海打工，这是新农村吗？不稳定，它没有来源于本地的农民增收渠道。所以，我们觉得高度依赖外出打工和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支撑的农民增收模式，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农村。这是过去市民化不彻底、城镇化不彻底带来的一种结果。
我想，未来农民的增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以后，适度规模经营以后，农业生产率、农业竞争力就会不断提高，会带来一些规模效益。二是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样我们农民增收的渠道就增加了。我认为，北京现在搞了过多低档次的农家乐，未来应该是向一二三产融合的休闲农庄方向发展，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我可以讲一个台湾农庄的例子，我认为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在台北南部的一个农庄，过去那个地方水草比较多，水草成了一种祸害。后来农民养水草，把水草开发出来，还搞餐饮。水草本身可以看、可以吃，就有餐饮、有住宿了，再一个就是把水草开发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水晶球里面有海水、有水草，很漂亮，价格还很贵，有很多卖到大陆来。水草是一产，搞工艺品是二产，搞餐饮、住宿是三产，这个农庄的一二三产就融合了，面积不是很大，收入水平很高。三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全面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包括未来小产权房也要有出路，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推进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树立“全域”的理念，从区情出发，突出特色，走多元化的道路。
我觉得要树立“4+1”的全域理念，过去我参与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就是国土规划。为什么叫主体功能区规划？过去，国土规划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转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重视，后来转到国土资源部了。当时的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带着人到欧洲访问以后，感觉空间规划相当重要，所以他就搞了这么一个规划，实际就是国土规划，但是这个职能不在国家发改委，他就想了一个名字叫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明确每个地区哪些该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禁止开发、限制开发。
但是在国家、省级两个层面搞主体功能区规划，很难落地。我们地域单元是以县为单元，一个县那么大，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你说这个县就是重点开发，这个县就是禁止开发，很难。实际上，最适合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就是地级市层面，地域单元就是地块，哪个地块该保护，哪个地块该开发，哪个地块该整治，是最好规划的。比如我们北京过去搞的四个功能区，我觉得有点太粗，落地很困难，要进一步细化，哪个区、哪个县、哪个地块搞？该开发的开发、该限制的限制、该禁止的禁止。应该在县域层面树立“4+1”的全域理念，什么叫“4+1”？就是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管理、全域服务。全域就是城乡统筹，不分城、不分乡。规划哪能分城乡？保护也不能分城乡，管理服务也不能分城乡，都必须是城乡统筹的。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要城乡统筹，结果我们地方政府就搞一个城乡统筹的办公室。城乡统筹是一种理念，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你一个部门怎么统筹起来？很困难的。
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管理、全域服务的理念，最后就是一个全域旅游，把整个全域都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当然全域旅游不是每个县、每个区都能搞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是一种标准化和特色化的有机统一，标准化对象就是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按标准来推进。没有标准就不可能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不可能等同化，城市的公共服务肯定比农村高。再一个就是特色化，每个地区的风貌不一样，每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产业发展、地方文化、村庄风格、建筑风格都应该有特色，是不一样的。
从这点来看，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应该是要突出特色，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道路。你要想全国搞一个新农村建设模板，一种模式，不可能的，它应该是特色化的。比如我讲一个成都的例子，成都依靠灾后重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形态，总结为新村建设模式。从新村建设规划的角度来看，叫“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一是“小规模”。现在京津冀说“微中心”，河北把“微中心”理解错了，把一个地级市叫作一个“微中心”。“微中心”应该相当于一个很小的建制镇，而不是一个地级市叫“微中心”。地级市怎么能叫“微中心”呢？成都提出来叫“微田园”。“微田园”是一个田园，小规模的，就是小规模聚居的形态。农村这种建筑搞联排别墅，搞独栋别墅是可以的。我们研究测算了一下，通过宅基地的整理，能够节省土地20%-30%。把宅基地集中一下，把一户多宅的整理出来，都搞成别墅化的、田园式的、联排的，不一定非要搞那么多高楼大厦。我觉得小规模的聚居、田园式的这种村庄很好。二是“组团式”。这个是平原地区，他们就是组团式的布局。三是“微田园”。成都、长三角很多地区都是搞这种田园经济。他们对“微田园”进行评比，给它挂牌，每家都很有积极性。成都叫“微田园”，实际上就是一种庭院的生态系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倡导的。四是生态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一定的规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能打造得好一点，山清水秀，这是新农村。
再讲一个湖州的例子。这个月刚去的湖州安吉鲁家村。现在安吉家庭农场发展得很快，安吉鲁家村提出来要打造中国第一个家庭农庄集聚区和示范区。这是村庄集聚区的一个规划，就是“公司+村+家庭农场”一种模式，原则就是“三统三共”，“三统”就是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统一品牌。“三共”就是共建共营、共营共享、共享共赢。过去我们提出的双重经营这种概念还对吗？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合作组织发展那么快，公司合作组织也有一部分统的功能，双重经营这种概念还对吗？未必就对。可能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要探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刚才讲了这种“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公司老板搞了一个小火车，把十八个家庭农场连起来，搞一二三产融合。他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搞一二三产融合，有些单个家庭农场内部也搞一二三产融合。每个点就是一个农场，连接起来，文化旅游的因素融合到里面去。村里面搞了十八个家庭农场，这十八个家庭农场都不一样，都是通过土地流转以后搞的家庭农场集聚区。我觉得搞家庭农场集聚区，再跟旅游观光结合起来，是一个创新。在安吉鲁家村合作模式中，主要是由一个公司向鲁家村投入了好几千万，接近一个亿，股份是由公司控股。当时我们问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公司来控股？他们说主要理由是现在这个村长很能干，是能人，他不能一辈子干下去。这个村长不干了怎么办？下一个村长不行怎么办？只有通过股份化形式，控股权由公司掌握。
三、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
最后一点我不展开讲，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想主要谈一点思路，在新常态下、新形势下，我认为现在新农村也好，农村也好，城乡一体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综合配套改革新时期。我们现在不能再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要采取一揽子的方案，采取综合配套改革的方案。
我们提出来“六统一”的四项制度、两大体系，就是要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体制改革。城乡统一的四项制度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两大体系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这里面的内容很多，不展开讲了。由于时间的限制，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英洪：大家可以提问。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大讲堂不但有我们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处室、单位干部职工，还有一些外单位的同志对我们这个讲座也很感兴趣，河南周口市农业局的史局长也赶过来听这个报告。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希望大家珍惜大讲堂的学习机会。
刚才听了魏所长给大家作的精彩报告以后，我感到受益匪浅。魏所长从城镇化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分析了新农村建设新的要求，提出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这是在新常态背景下分析的。听完以后，我觉得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魏所长的报告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从国际到国内，从城市到农村，从市民到农民，都做了宽广的分析，立意非常高远。
第二，魏所长的报告具有扎实的数据支撑。马克思说过，一切科学只有用数据表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科学。魏所长就用扎实的数据进行分析，而不是空对空。我们作政策研究就需要用数据说话。我们中心有很好的数据资源优势，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挖掘分析，研究潜力很大。
第三，魏所长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一个学者，魏所长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立志于以学术报国，立志于解决农村问题、城市问题，这是一个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过：“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我觉得这个要求讲得非常好，魏所长就是这样的典范。
我们中心今年以来根据“十三五”调研工作规划的要求，创办了农研智库大讲堂。郭主任非常重视，去年他就让我们创办农研智库大讲堂，提高农研中心的研究水平。2010年以来，郭主任带着我们大家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在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中心上世纪90年代就研究城乡一体化，反响很大。我们通过创办这个大讲堂，邀请全国一流的学者到我们中心与大家面对面交流，目的就是不断提高农研中心的政策研究水平，更好服务首都“三农”发展。我们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每个月办一到两期大讲堂，请全国各行各业的学者与大家交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希望大家重视。
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魏所长的精彩报告，也希望魏所长像张晓山所长一样，继续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天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主办的研智库大讲堂的专题报告
转自：北京农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