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其中之一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中庸方法或者说是中庸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

中庸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中”字，内涵有五

《论语·尧曰》中的“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已蕴含了中庸观念。相传尧让位给舜时，把这个观念传给了舜；舜让位给禹时，又把这个观念传给了禹。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文，被宋儒与《论语》《孟子》和曾参作的《大学》一起列为儒学最重要的“四书”。

中庸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中”字。中原文化自古至今，用得最多的字是“中”。“中”就是“好”，就是“行”；“不中”就是“不好”，就是“不行”。中庸观的内涵有五：

一是用中、中用。用中：反对走极端，搞绝对化，认为“过犹不及”，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用：反对言过其实、虚而无用，强调适用，重视躬行。

二是中和。《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左传》中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正因为如此，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既重视自己和别人的特殊性，又重视求合作和共赢，这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处理个性与共性关系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

三是中时，或者叫“时中”。就是在天人关系上，不违天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如《论语·学而》讲“使民以时”。如《孟子·梁惠王上》讲“不违农时”“勿夺其时”。

四是忠诚，分而言之是忠信、诚实。孔子认为忠诚老实到哪里都行得通，不忠诚老实到哪里都行不通。《中庸》作者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五是慎，即谨慎。《论语·述而》中，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重视谨慎，反对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不谨慎的行为。《中庸》作者把“慎”看成中庸的内涵之一，提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中庸观对中国共产党人从方法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着重要影响

中庸观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对处理本与末、大与小、内与外、天与人、因与革、知与行等关系也不例外。对立统一的两方，必有一方处于主要方面，但只强调一方无视另一方则是与中庸相反的极端主义。中庸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之一，对中国共产党人从方法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着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重视把方法搞对头，重视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起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只讲特殊性不讲普遍性的经验主义。这同“允执其中”，反对“过”与“不及”的中庸观念是相通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一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瞎说一顿。”这个方法，从理论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方法；从文化观念上看，就是孔子反对徒手渡河的文化观念的传承。延安时期，毛泽东肯定中庸观念的积极因素，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个极端的错误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对中庸中的“和而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反复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提出要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正是由于反对教条主义，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周恩来是守护和善用中庸智慧的智者。他在南开学校写过《诚能动物论》的出色的作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重视“戒慎恐惧”的方法。周恩来的中和守衡、求同存异、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方法，无不凝聚着中庸的智慧。这些智慧尤其在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管理国家中发挥着毛泽东所称赞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同中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开辟出“中庸”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提出计划、市场都是方法，就是反对搞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而是将计划、市场各自优势的一面发挥出来，克服各自劣势的一面。这是经济运行方式上的“中庸”思维。毛泽东曾多次称赞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这是称赞邓小平办事的哲学方法。这个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特别是中庸的观念。苏联解体30周年时，俄罗斯媒体反思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按中庸之道办事：“那是改革与变化的时代，总有各类极端潮流大行其道，在思想领域这种情况尤盛。在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存在极端左倾思想，即恢复计划经济，也有人极度右倾，即追捧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年代呼唤中庸之道”，“遗憾的是，在1986年至1988年，中庸之道未获落实，人们没能吃饱，存款无法保值，生活水平并未提高。极端性占据了上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重视中庸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维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庸观的结合。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句话？这是因为从经济运行方式看，搞计划经济那一套行不通；追捧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一套也行不通，必须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因为“老路”和“邪路”都是脱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都是向一个极端发展的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段话阐明，如果唯“母版”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复古主义；如果唯“模板”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教条主义；如果搞“再版”和“翻版”，那就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历史和未来联通起来的现代化，是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

第四，这种思维方法也突出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谦虚谨慎上：“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方法对头密不可分。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曹应旺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