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其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形式主义趋向，即从形式上理解和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话语体系建设，把它仅仅形式地理解为一套新的概念体系，而不是把它实质地理解为思想的创新问题。比如，在相关讨论中，把话语体系建设形式地理解成一套中国独有的概念体系。为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代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对译现存的通行话语。这样很容易导致理论阐释和理解的障碍，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法为世人理解，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它们在世界的传播。更有甚者，连科研项目申报书也单独设有一项，要求填写发明和使用了什么新概念、新词汇。久而久之，这种理解必然会发展为学界普遍流行的“玩词”“玩概念”的学术“内卷”现象。
概念形式与话语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简称“话语体系”）其本意有两种指谓，其一是指一套形式化的概念体系，其二是指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中有生命的内在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思想。而其中概念体系只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和表层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其深层内容和思想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内容本身。深层内容和思想实质是决定性的，表层内容和外在形式是被决定的。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话语的概念体系层面，忽略了内在精神的实质层面，有些学者似乎认为，任何概念体系都是承载思想的，西方概念承载的是西方思想文化精神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概念承载的则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个别学者甚至把概念体系当作话语体系本身，以之取代话语体系，认为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这里，这种作为特定思想价值观念之载体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概念体系，但是却以完整的“话语体系”名之。在这种理解下，学者们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用中国话语、概念的表达问题，只要制造一套概念把现有的内容表达出来就完成了话语体系建设，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式的术语体系表达出来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解。这种做法在现实中也是很难做到的。有学者统计，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使用的概念80%以上是由西方“舶来”的。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准确的，那么离开这些已经通行的概念，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就无法言说了。
概念表达的形式是可以和其内容分离的，这里确实存在一个解释学问题：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虽然就其原有的意义而言，是和西方文化传统、西方的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它们进入我们的文化中来，融入中文的语境时，理解上已经被“中国化”了，因为我们的任何理解都是以我们所处的文化传统为“前见”的，是这种“前见”“渗透”下的理解。换句话说，概念的形式已经与概念承载的原初内容相分离了。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这些通行的概念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内容。近代以来，已经有很多原创性的哲学家如冯友兰、牟宗三等用西方话语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解读，其卓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拘泥于概念的话语形式去人为地再造一种话语，还是实质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进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途径。
因此，不能形式主义地理解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把话语体系建设理解为用一套独有的术语表达原有的思想，而是要把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与理论的原创性发展联系起来。如此，要把话语体系建设的形式主义理解转换为实质的理解：最根本的不是概念形式，而是一套原创性的思想创新。
原创性思想支撑话语体系建设
缺乏原创性是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当然，提高原创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乏类似于艺术直觉之类“不可言说”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到处流行的所谓“创造学”，是无法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其多半只是个骗人的“噱头”，学习这种“创造学”是无法提高创造力的。但是，提高原创力需要一些条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善这些条件，使我们的原创力得以焕发并释放出来。
首先，从思想传统上，要突破单纯的“我注六经”的研究方式和传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研究方式和传统。“我注六经”就是以“六经”为主体，诠释者以服从“六经”为宗旨，达到一种客观性。“六经注我”即将“六经”的资源为我所用，阐释自己的思想。这两种路径本应当是互补的，前者是基本资源，后者是对资源的利用，二者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创新过程。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研究方式是对立的，其中“我注六经”的研究方式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而“六经注我”则只能是非主流甚至被否定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和传统甚至影响至今。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大部分学者仍然只是局限于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研究，没有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结合起来。延续至今的这种学术传统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深层范式在相当大程度上窒息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冲动。只有打破这种传统范式，才能释放我们的创造性活力。
其次，学术管理上要在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鼓励学术思想的差异性和异质性，鼓励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论上，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是在矛盾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而矛盾是由异质性和差异性发展而来，所以，差异性、异质性和矛盾体现了事物的丰富性和活力。差异性、异质性和矛盾与同一性恰恰是相对立的：同一性往往是一种绝对的平衡状态，它能够窒息事物的发展活力。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学术管理上，就是要在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鼓励学术认知、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差异性、异质性乃至矛盾性，鼓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自由探讨，鼓励学术研究途径的多样化。所以，要倡导和开展广泛的学术讨论、学术商榷，甚至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论战，这是学术认知和学术研究保持活力、提高学术原创力的必要条件。
再次，在思维方式上要鼓励发散式思维。发散式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又称开放式思维、扩散式思维或求异式思维，是指思考者在思考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的状态。发散式思维与聚敛式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不同。聚敛式思维不要求思考者具有较强的创造力，而注重以旧有知识与经验为思考依据，去解出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聚敛式思维常见于学校作业和智力测试中的选择测试。所以，科学哲学家库恩又把它称作“解题”式的思维方式：它承认既有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去解决具体问题。而发散式思维则不在既定前提下，甚至不承认任何既定前提，以多种途径研究解决问题。发散式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最主要的特点，是测定创造力的主要标志之一。培养和鼓励发散式思维能力显然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力的前提。
最后，教育培养体系中要提倡研究性学习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所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力根本上应当从人才培养做起。人才训练培养、素质提高应在学习方式改革上下功夫，其中研究性学习训练是根本途径。研究性学习与单纯的接受性学习相对。传统学习方式是教授者将现成的知识、结论通过传递式教学直接灌输给接受者，而接受者则把现成知识、结论不做任何加工地单纯接受下来。而研究性学习训练方式则需要接受者自己亲身参与研究实践活动，如批判和反思给定的知识，形成问题；通过策划、调查、试验、观察、分析、综合、评估等活动，自主构建知识、形成创新、得出结论。我们的教育培养方式十分注重知识的积累，体现在培养方式上就是单纯的接受性学习，这对于构建受教育者雄厚的知识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教育往往忽略了研究能力的训练培养。这种研究能力的训练培养是各行各业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高原创力的最终根源。
综上，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只有把话语体系建设的形式主义理解转换为实质的理解，把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理解为提高思想的原创性，同时，改善既有条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焕发思想的创造力，才能完成建构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重任。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