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最近高调辞去相关职务。过去几年来，在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美西方国家便对中国和香港特区肆意抹黑和诋毁，尤其针对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来自海外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也因此承受了异常巨大的压力。西方的政客和媒体不断要求这些法官辞去职务，不然便是为香港的“威权政府”和败坏了的法治涂脂抹粉，丧失了作为法律翘楚应有的品格和风范，而且在道德上也说不过去。一些海外法官最终因为顶不住压力而屈服，但他们通常在请辞时不但不出恶声，而且还会趁机表达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人员的信任和敬重。

岑耀信的行径却截然不同。除了高调辞职外，他还刻意在《金融时报》撰文对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特区司法人员、媒体和政治领袖大肆攻击。他称香港已经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而“香港，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政治多元化的社会，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无视暴乱构成国安威胁

从他这种所谓“辛辣谴责”（scathing condemnation）来看，作为一名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对香港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亦确实令不少人感到惊讶和不解。

作为一名政治社会学者，我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修养去讨论与法律和司法有关的事情。然而，我认为岑耀信的文章本质上是一篇分析香港政治变迁的文章，而并非严肃的法学（jurisprudence）的论述，所以我估计我有一点点资格对其分析作出反应。

岑耀信对香港的各种批评与指控的基础是他对香港过去几年的政治变迁的研判。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香港遭受到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动乱的冲击。2019-2020年爆发的暴乱，是香港历史上最暴力、最血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和破坏力最大的暴乱。它严重打击了香港的经济、动摇了香港的稳定、分化了香港的社会、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声誉和让香港居民感到惶恐不安。组织和策划这场暴乱的反中乱港分子以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争取民主改革为幌子，企图以非法手段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让香港成为可供美西方遏制中国的颠覆基地，从而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外部势力特别是美西方和“台独”分裂势力在这场暴乱中的深度介入。这场暴乱带有“颜色革命”的特色，是香港从未经历过的重大政治危机。香港原有的法律不足以平息这场暴乱，因此中央不得不行使其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颁布和实施香港国安法，一举迅速弭平了这场港版“颜色革命”。

显然，岑耀信和其他西方媒体、政客和学者一样不接受这一套对香港政治变迁的论述。他在文章中绝口不提港版“颜色革命”和它对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反而试图让人觉得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仍然处于“正常”和稳定的状态。因此，反中乱港分子策动的违法“初选”只是香港“泛民”正当行使他们受到法律保障的行动，因此只是小事一桩。而出版“羊村绘本”、散播“港独”歌曲“愿荣光”和举办所谓“烛光晚会”，则是表达和集会自由的正常行使。既然香港没有发生过事关国家安全的严重事故，因此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必要制定香港国安法，因为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律已经足够处理问题。

在其眼中，香港国安法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回应可能出现亲民主人士在立法会内成为多数派的威胁而实施的，目的是镇压和平的政治异议”，和钳制言论与“抗争”的自由。因此，香港国安法的出现，并非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形势严峻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是反映了当权者在政治上的偏执，云云。

缺乏同理心令港人愤怒

岑耀信这种对香港过去一段时间政治动乱的“轻描淡写”和“云淡风轻”的研判，显然与香港的实际情况有重大落差。对大多数香港居民来说，对2019-2020年的暴乱仍然心有余悸、难以忘怀，更害怕暴乱的重临。他们对香港国安法所发挥的稳定作用相当理解和欣赏，对策划和组织暴乱的领导者的伏法感到高兴，认为是香港的法治得到彰显。大部分香港居民对岑耀信的辞职不会关心，不会惋惜，反而会对他对香港的不合理的攻击和诋毁，以及他缺乏对备受暴乱摧残的香港居民的同理心感到不满和不忿。

岑耀信事件其实让香港居民对美西方蓄意打压和诋毁香港的图谋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高度的警惕，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