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学家卡尔（Carr.Edward Hallett）在其著作《什么是历史》一书中，提出了“历史是指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存在的相互不断之作用，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的概念{1}。无庸置疑这见解是浓缩了历史学普遍所持有的课题，但若将战争的因素嵌入于现在与过去的无休止对话之际，便超越了历史学的一般层次。也即是说，过去与现在之间所存在的“无止境的对话”，同时也是引发当事国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之诱因。举例而言，其差异清楚地浮现于对战争名称的选用问题上。正如满州事变、卢沟桥事件等皆是没有宣战通告的战争，日本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陈述，当时一直沿用“事变（事件）”或以“事变的扩大”来称呼。之后在日本则习惯称呼这阶段为日中战争，而其时间是指由满州事变开始推算的十五年。相反地对中国而言，从满州事变发生的最初数年间，由于国民抗战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因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起算点，将其合作之后的为期八年的抵抗称之为抗日战争。而在此可视为中国的一大特征是，相较于日本往后必须针对自己当时的行动转换成不同的称谓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包括这抗日战争中的种种战役，中国当局所设定的名称不但是几乎没有作改变之外，就连变更的迹象也丝毫感觉不到。

议论有关那战争的过程时，不论是实行八年的期间，或采纳十五年期间来计算，无论如何对中国政府来说，提及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时，即衍生出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经验及记忆共有的问题。其中，特别值得议论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执行当时协助日本分子之惩处的主体中所呈现的位置同构型的问题。那是指类似即使从“汉奸（对日协力者）”的独特名词中伴随着历史解释的细微差异被一体化的层面来看，不论如何，也反映着将强烈唤起民族内部裁判的意涵。在此，必需注意的要点是，除了这“汉奸”判决过程所关连的实证法之外，也必须针对此“对日协力者”的裁判所孕生出的公共性之质量问题作探讨。虽然事前可预料到，在以“汉奸”之范畴来审判“对日协力者”所包含的细微差异中，将出现民族感情脉络复杂交错的现象。然而，将其裁判认定在自民族内部的坐标轴上的命题，大概也无法成立。也就是，即使以民族主体性蕴含历史的开放意味的角度看来，也无法完全否定其问题性。关于“对日协力者”审判的主体是操之于中国人本身的认识无须加以言喻，虽然日本不可能直接参与那审判，但是，因针对“对日协力者”的历史事实存在则可能负有道义责任，至少有义务对审判过程应抱持关心态度才是。

另外，在日本人裁判与中国作对照之际，若是主体性的问题很鲜明地呈现的话，那除了可以说是联合国的形式上的“公式裁判”产物的作崇外，另一方面也强烈反映出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的色彩。总而言之，如何反省那场战争——那究竟是因战败伴随而来的责任问题，或者该将那战争定位为犯罪行为，意味着对那犯罪行为所作的裁决——也就是说，身在入口处却迟疑着该针对什么作反省而原地踏步，无法获得意见一致的窘态之际，更露呈出裁判的公共性问题。在此，依循着日本方面的裁判关连的历史前提的模式来一窥究竟。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执行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中，将近二十八名的战争政策执行者以“触犯和平”之罪名被判刑，虽然形式上是以远东委员会的名义作审判，但由其过程中可发现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意向反映在检察官团的追究理论中等裁判结果，接续着往后的美利坚合众国之远东政策。另外，在那裁判过程中最重要的则是将天皇从“触犯和平”之罪名中免除其刑责。此外，东条英机、木户幸一等进行诱导性的寻问等著名例子{2}，也是藉由接获美利坚合众国当局指示的Joseph Berry Keenan之手，意图性被执行。

无论如何，包括日中战争等关于第二次大战中日本的战争责任关连之裁判主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美利坚合众国手中，在形式上日本人可说是被阻挡于追究其应担负的战争主体责任问题之门外。但是，在此必须附加说明的，虽然形式上颇为暧昧，在当时多数的日本人却也察觉到不管如何日本军国主义都理应被审判。若果真如此，也许有人会认为，那缺陷的责任追究不应指向日本，而应将其矛头指向美利坚合众国的论点不是也可成立吗？然而，事实上也不尽如此。即使形式上是因那条件的驱动所诱发的，但在其内部，不论实行如何的形式，以自我的力量来审判自己民族之过去是必要的，而事实上部分曾执行过。举几个为例，当时以日本共产党为势力，倾全力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可谓其代表例。但是，结果因为种种因素——日本共产党之非法化，加上日本共产党内部本身存在着战争协力者之故，而无法将自己完结等——而无法获得重大的成果。然后，对有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主导的裁判程序中出现瑕疵的批评，也仅是印度国际法学学者Paru等人提出而已（在此也可加上替二十八位被告作辩护的日美辩护律师团）。然而，后来对Paru提出的“战胜国裁判战败国的不公平性”之见解予以高度评价的，事实上也唯有日本的右翼势力而已。况且那也是在形式上日本实现“独立”之后的事。

因此，课题的设定就演变成以下的叙述。当时，可说因形式条件的制约影响，由日本人亲手审判日本所引发之战争责任的权利被剥夺，但关于内在层次上的自我裁判，藉由现在的日本人再度重新检视历史的契机，而面临打开那枷锁的挑战。关于这方面，例如，2000年于东京举办的国际女性战犯法庭中，重新审判天皇的战争责任的举动等，在民间层次的市民运动中也被多方进行。即使说进行以上活动的当事者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将其活动定位为，是克服在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中的日本人的非主体性的一种尝试的坐标轴，也绝非错误。

只是必须与其行动同时展开的是，唯有配合着战争过程中所衍生出之日本主导的形势，在日本的行动影响下方能活动的中国人，也就是针对“对日协力者”的历史的存在问题，日本人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表达关心。当然为了建构日本人的自我裁判主体性，其道义责任的范围，不只是包括自己过去的行为，也必须加入“对日协力者”因素的考虑。笔者将针对日本文化人的言论以及中国方面的文化人言论在时空上同时交错的占领期文化活动，以透视法来试图勾绘出其状况。两者的活动在完全没有预测到1945年是最后的期限的环境中，呈现不断的互动，相互纠结，流动的状态。而这也是本文为何选择“文化空间”这用词的理由所在。

然而，有关人物各别的具体性行动之分析，期待其它专门分野来作检讨，在此，笔者个人所采取的手法是，针对战争的过程被尝试的文化活动中所呈现的特征，将其文化活动的特征设定为思想行为构造来进行问题掌握。然后，选择周作人与竹内好两位站在各自立场致力于中日间的“交流”的人物作为媒介者来探讨。至于为何选择以此二者为焦点的理由，将在以下的章节加以陈述。

一、二人的邂逅与擦肩而过

众所皆知，在战后，一方面周作人成为“对日协力者”审判中落居被审判的身份，另一方面竹内好则成为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此外，若是追溯至战前战中的话，包括身为鲁迅的兄弟的意味在内，在种种意味之中，周作人是可谓极重要的文化人，但反面，在战前战中时期，竹内好仅是一个在中国文学研究业界流传的名字罢了。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成为战败国的过程来检视，这两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除了是讽刺的，两者同时也是对跖的对象。然而，从竹内好的角度来看的话，周作人始终不变是对日本国内中国文学研究界来说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战前的日本，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为中心，在1934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企图决心告别汉学·支那学，而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团体{3}。事实上，以此会名义举办的第一次公开活动是欢迎周作人、徐祖人访问日本的聚会。如同周作人是抱持着身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历史见证人的态度一般，其后，竹内好也将其深深牢记着。当时，周作人首先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受到众所瞩目的学者、作家，对“中国文学研究会”而言，那邂逅可说是无法抗拒的命运。

然而后来，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的往来，却转向苦乐参半微妙的方向展开而去。接下来，竹内和周作人的邂逅时间地点是在大多数中国知识人业已转往南方抗日地区避难的北京沦陷区。1938年5月15日当时，与访问北京的佐藤春夫、保田与重郎等同行的竹内，恰巧现身于日本来的访客及中国方面的知识人（周作人、徐祖正、钱稻孙）进行亲善交流的场面。以周作人为首的中国方面的知识人，正陷于因没有离开沦陷区而遭受来自抗日地区各方的强烈指责。在5月5日，“中华全国文化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发出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弹劾周作人声明”急电，以“给周作人的公开信”之篇名登载于“文协”的机关杂志《抗战文艺》（5月4日第四号）中。至于具体上，抗日地区方面如何“弹劾”周作人，还有那些“弹劾”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等，在木山英雄的《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中已有详尽的分析，在此本文不再予以重复。只有一点特别想注意的是，佐藤春夫、保田与重郎等和周作人等人同时出现在亲善会上的那种难以捉摸言喻的气氛。对当时的状况，竹内如此地形容着：

有关当时的情景现在仅剩少许模糊的记忆，席间始终是友善的气氛。话题大多则是围绕在料理、鬼神等无聊的话题上，而几乎没有出现文学及政治等话题。因年轻的一伙人多半沉默着，所以多半是来宾们的话语。就像在昨日曾照过面一样，理所当然也不须再次致辞重新欢迎来宾，想谈什么便无忌惮地聊了下去。简单地说就只是老人的趣味罢了。更直言不讳即是一般所说的北京趣味。而保田对此状况似乎有所不满。反方面来说，我却觉得那气氛不错。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想法也颇危险。我以其它的方式对事变产生兴奋的状态。虽然想直接告诉保田，他所期待的是现在的北京所没有的。然而，也许属于汪洋大海的还真是会渗出表面的。

佐藤先生以一种悲哀的，无法尽欢的言词来形容此亲善会的模样。当此文章刊登于杂志后，我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反对意见。从先生那般的感受中，我觉得先生大概对中国人是持同情态度的。而我所感受到的倒不如说是主客双方皆抱持着宾主尽欢的打算。{4}

对竹内而言，与周作人不得不在沦陷期的北京相遇一事，无庸置疑在心理留下了微妙的阴影。可是从以上的文章可读取到的讯息，可分析竹内本身存在着以相当谨慎的政治观点来确认其心理起伏交迭的意志。从竹内的角度看来，周作人等人的所谓“老人趣味”式的款待，可说是经过计算的，实际上那“亲善聚会”是一种脱政治化的尝试，对照出以保田为首的日本方面试图于聚会中寻求政治意味的天真烂漫想法之间的落差。此外，竹内针对那样的“老人趣味”，也就是意图性被计算的与日本方面的距离设定，下了“令人满意”的评语。从竹内的叙述中可觉察到的是，对北京方面展现的距离之意图，日本方面的佐藤春夫等人差不多清楚地认识。但是，对于那距离，佐藤是解读为“没有尽欢”，而竹内对于那距离，反而是以“宾主尽欢”来作理解。虽然，与保田等人以不同文脉，但在沦陷区北京生活的竹内也对“事变的勃发产生了兴奋”。然而，事实上因竹内与其它日本方面的客人用不同的视线，而以一个“文化空间”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亲善的场面”的实体。

1937年到1939年之间滞留北京期间，竹内与周作人作了数次会面。然而，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与周作人会面的则必须等到1941年的东京了。当时，周作人已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身分。在盛大欢迎周作人一行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办之际，竹内等人也仅仅在杂志《中国文学》的“编辑后记”中绍介周作人的访日，及竹内个人到帝国饭店会面而已{5}。

从1940年前后开始，竹内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由于包含着与现代中国接触的意义，成为众多注目焦点的对象。在某种意味中，“中国文学研究会”拒绝参加1942年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举动，可说是中日战争呈现着总力战的样貌，特别是在日中双方的知识人的趋向正在构筑一个特异的文化空间之际，值得加以注释的历史性决断。此外在其同时，面对当时访日的中国知识人，竹内等人的态度，就如同“并非不欢迎中国的文学者，而应该说是欢迎那些该欢迎的人士是我们的方式”{6}一般，实际上已经超越苦乐参半的境界，而呈现出一种悲壮的样貌了。像这样，一方面在公共场合进行强固的意思表示，而且在私人的场合，竹内个人在与周作人进行会面所保持的距离看来，那已是超越个人单纯友谊的层次，也可窥视出以某种距离的设定之意识。和以所谓“对日协力者”身份登场的中国友人的再邂逅，还有以中国人的“协力”对象者登场的日本人身份来见面一事来看，那邂逅本身深深地印刻交画出双方的错身而过。

二、周作人的思想战略

此时，在周作人胸中所酝酿的究竟是什么？另外寻求些什么，究竟抱持着何种印象，周作人必须成为“对日协力者”？某种层面上，他的一生是带着通往地狱之旅的色彩。周作人的地狱之旅是指，最终他必须接受“汉奸”裁判过程的背后，其实早在1937年7月到11月期间即看出端倪了。也就是说，因日本军的进入北京城，北京大学大部分的教职员几乎已完成逃脱之情况中，周作了选择留在北京的决定。对如此的见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应会同意。但在此附加一点，即使当时很多中国人期待日本战败，但可客观地预测到日本战败的人数并非那么多。举其例，日本的战力大量消耗在中国大陆本土之因，可说是日本战败的主因。但具体来说1945年夏天战败到来的直接原因中，日美战争中日本败退也是一大要因，因此关于日本帝国败北形态之预测，在1937年的时点，尚仅仅停留于暧昧可能的程度。也就是说，想陈述的是，在日本继续占领中国的情况中，不仅大多数的人，就连周作人，基本上也无法客观地从战争状态中分析战争究竟会有如何的完结。当然，在延安或重庆，还有滞留在南方的多数中国知识人眼中的民族命运立场看来，日本帝国早晚将战败是其必然的结果。然而关于日本帝国究竟会以什么方式迎向战败之预测却非由中国单方面即可作决定的。

因此，在研读当时周所撰写的文章时，必须将战争尚未明朗化的状态作为前提。但若附加上此前提的话，则同时也必须提及当时中国的空间问题。那是要归结到报道的流通问题上。周作人所发表的文章，不只是流通于华北或汪精卫政权下的南京地区，另外在抗日地区，还有藉由翻译之管道在日本也被阅读。除了过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加上是鲁迅兄弟的周作人之因，身为文学者特有纤细感情的言行也经常被冠以政治的意味来解读。另外，经由松枝茂夫的翻译，而登载于（1943/4）的日本《改造》杂志的短文“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1942/11）等在战时下，也带来非常微妙而且绝大的效果。

至于写作这短文的来龙去脉，在木山英雄的《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中，曾以《知堂回想录》为论据被加以解析，在此将沿用其论述来进行议论{7}。这“中国的思想问题”是，为对抗以北京市为中心创立的“新民会”——日本军的宣抚班统合之团体，单在北京市就拥有近二万九千名左右的会员数的反共政治团体——资助下而推行之“大东亚新秩序”中心思想议论而写作的文章。木山的评论中有趣的是，当时在汪精卫政权支配的南京所结成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主张及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带着一脉相通的性格。而“中国的思想问题”的文稿是以四十二年五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举办的讲演稿为原本的讲法可作为其佐证，再加上，“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文化沟通”等汪政权主宰下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提出的主要宣传口号，特别是针对“政治独立”，坊间谣传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东京正弥漫着警戒空气的谣言。也就是说，某种层面上，将中国所谓的中心思想归结于汉文传统及儒教教导的周作人这文章，结果以“新民会”思想为直接的对象，表达对日本不言明的抵抗之可能性相当高。再次地重复，如此的论述，并没有干预影响到对被贴上“对日协力者”标签的周作人的裁判结果。但另一方面，可说这“中国的思想问题”以一个思想行为，在中国沦陷地区、解放地区、国统地区，加上日本也涵盖的文化空间，发挥了某种独特的意味作用。

当然，在实证主义的视角上，明确断定地说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是一种“抵抗”的课题，多少有些困难。因为这篇文章，被翻译成日文，被日本人公然地阅读，导致在日本容易被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可能成立。然后，再以其它的解读方法来看，说这篇短文实际上完全没有所谓的政治性，单纯只是描述中国人的一般文化传统的解释方法也并非没有说服力的。但有关这一连串的讯息，例如到了未被翻译成日文的“汉文学的前途”（《艺文》1943/7）的阶段，相较于“中国的思想问题”的更深入的言语表现散见于各文章，而藉由此文共同阅读的作业过程中，可发现其带有的独特意味。“汉文学的前途”所介定的汉字汉文之范围，实际上其设定是超越了中国的空间领域：

如由各个人的立场看去，汉字汉文或者颇有不便利处。但为国家民族着想，此不但于时间空间上有甚大的联络维系之力，且在东亚文化圈内亦为不可少的中介，吾人对于此重大问题，以后尚须加以注意。{8}

在此，对于“东亚文化圈”这名词的使用，不需要因为定义过度而作反面理解，但若由对“东亚文化圈”的霸权构筑而赋予极大关心的日本方面来作解读的话，极为容易引发警戒心的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若再加上，配合这二三年所完成的其它之随笔“汉文学的传统”（1940/3）及“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4）等来配合阅读的话，周将过去中国的异民族支配时期内的“文化的同化”过程比拟为当时“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霸权建构是正确无误的见解。

然而，在此必须思考的是，无非是在于实际上那些构成可能性的条件（汉字汉文可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种与否）是否存在。另外，在为期仅剩下不满二年之间“占领”划上了句点，周在一连串的随笔中所提示的思想行为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概括说来，对周而言（另外对不少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中国过去的历史所提及的参照类型依然非常牢固地存在的反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趋势，也即是近代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为中国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没有完成总合的考虑。直接了当地说，即使是以今日的角度来看，周的断言，看来就好像是无疑是时代落后的玩笑话。然而稍具些许思考价值的是，周采取的战败主义中蕴藏着抵抗态度的起源的问题。实际的情况而言，周并非是单纯的复古主义者。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幻灭为一大转机，周的思想历程回归到中国的传统路线。因此，若是将周的战败主义解释成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呈现出对近代中国产生绝望感的一要因的话，也许可将其视为构成在近代中国形成过程中关联的一个难题之思想行为的型态。

三、在北京的竹内好之行动及其思想

周作人的思想行动，还有其兄长鲁迅，特别是与晚年在上海时代的鲁迅的比较中，似乎有其特别意义存在。在晚期鲁迅的思想行动中，不只是从小说的执笔，也离开了古典研究，而倾向于以论争为主轴的杂文执笔创作。一方面鲁迅虽然将自己定义为时代落后的人种，但另一方面却果敢地投入左翼文艺发展的洪流中。此外，并且冒着国民党特务所加诸的生命威胁，在论争过程中，与共产党员的文学者之间也进行了议论。

例如汪晖，从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都市松林的游击战”来针对当时鲁迅的活动，杂志之经营，团体的创设，专栏的设置，笔名的使用等临机应变的作风作了相当有趣的评论{9}。当然，若是以上的重新评价鲁迅的脉络中来测定的话，在另一边，除兼任沦陷区内的大学要职，图书馆长之外，尚就任教育总署督办的周即可说完全站在对照的立场。然而，就像周作人在自宅遭遇了狙击事件一样，他与鲁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共通点，那即是于（准）战时状况中在被规定的沦陷区，诚如描写一般地，被卷入蕴育出个人危险的物理环境的“游击战”之中。

构成在上海斗争鲁迅的条件，主要源自牵涉到日本压迫的国共对立，此外周作人的状况可谓为处于日本占领下的文化空间中的监视下。试着重新思维的话，不论以何种方式，所有战争的状况皆是，包含了文化斗争舞台，也即是“文化空间”水平的战争。并且在其同时，意味着所谓知识人斗争舞台的“文化空间”，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搁置在毗邻物理的战场旁。相同意味上，当时，1937年到1939年期间滞留北京的竹内好的思索及行动可说是，因盟友武田泰淳出征到中国战线等因素之影响下，处于多次数不清面临生死关头战争状况为前提的“文化斗争”下。其中，针对例如在1938年9月，竹内以日本语教师的身分执教的近代图书馆及中原公司，加上美松食堂等处发生火灾的事件，竹内在其日记中将其导因归类为“巧妙之爆炸”等可见的记载，在尝试推敲竹内滞留中的充满紧张的北京之际，可说是一条有效的补助线{10}。

当时竹内好是以语学研修的身分滞留在北京的。在此特别想留意的是，有关他策划进入“满铁”，还有一方面以教日本话维持生活，一方面企图编撰中文及日文双方的语学工具书等记述散见于日记的事象。在此必须预先强调的前提是，若以现在的价值观来严谨思考的话，在沦陷区北京地区，近代图书馆，或者在（伪）北京大学理学院中担任日本语教师的事实可定义成日本规划的文化政策的一个行动模式，而孕育着可能被弹劾的余地。但是想当然，若只仅停留形式上裁定的层次的话，竹内好往后的思想行为所蕴含的意义则无法得到论证。

在此暂且不论进入“满铁”的愿望一事，先仅试着证实在这段北京滞留期间中，竹内执笔语学工具书所蕴藏的意义。首先必须先强调的前提是，无论竹内是否撰写了语学方面的书籍，事实上对日本占领下的大局势并没有发挥出特别影响力。然而，唯一可想象的是，身为日本语教师，另外合理性地向日本人推行学习中文的行动，对滞留于沦陷区的日本知识人而言，提供了某部分人士一个文化实践的管道，实践的手段。诚如其日记中所记载一般，当时的北京，类似“你（安那大），我（瓦大古十）”等，以中文发音来强行阅读日文方式的简易式教科书相当泛滥，并且在日本国内也出现竹内所批评的，由于日本式汉学之影响，而有关现代中文的教习课程整备迟迟无法进展的迹象。如此加以思索的话，倒不如可解释成，在兵刃交锋的日中战争舞台上，竹内反而利用此机会，推行相互文化理解的增进。但是，竹内经由滞留北京从事语学教育的途径，所要尝试建立之文化实践的可能性，单仅透过其年谱记录来看，则几乎察觉不到任何端倪。

随笔“关于伊泽修二”可作为获得那时竹内所思考的文化实践内容的一个线索。于1942年所撰写的此随笔，主要是源起于与伊泽修二的著作《同文新字典》、《支那语正音发微》的邂逅。根据竹内的叙述，伊泽的语学关联著作，相较之下，在“满州国”等地也广范地流通着。一方面竹内似乎是沿袭伊泽的实践逻辑，而另一方面将其视为一个思想实践的开端来加以掌握。

当时的日本对伊泽的一般性认识不外乎是，有名的汉字废止论提倡者，从汉字拥护阵营的角度看来，在某种层面上，伊泽是极端主义的近代化论者而使他有被疏远的倾向。然而，实际上由伊泽残留下的工作看来，并非是可以那么单纯地加以分类的。竹内从伊泽所遗留下的《同文新字典》及《支那语正音发微》中，所整理出的展望作了单纯化的解析。简洁地说，日本、朝鲜、中国的人民为了容易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必须以汉字作媒介来推进有体系的语学教育。当然，伊泽的工作是从日本帝国占领台湾，然后兼并朝鲜半岛开始的殖民地经营过程中引生出的产物的事实在此不得不再度地强调：

例如《同文新字典》是将这三个国家的语言，以常用文字音训作了比较的著作，所试图的不外乎是以共通汉字为基础，将各自言语之特质作明确化的同时，进一步再以汉字作为媒介物，来寻求言语的共通化。现在，我们一方面除了要忧虑无视日本语和支那语各自的限界而虚构成的汉字一元论之外，一方面对立足于各自语言的纯粹特质上的高层次的两国文化交流事业是极其困难的事实感到切身之痛。我个人极度地厌恶扰乱国语纯粹性的无知的汉字奴隶（特别是在汉学及翻译者圈多此类人物）。我思考以身为文化媒介者的东洋诸国共享汉字的价值的角度来评断此问题。日本、支那、朝鲜、越南等诸国在其国语之中将汉字作特殊化所具意义是，只要是言语维持以文化的一种形态存在，则无法否定其价值。近年来，深深地感到在催生东亚新文化之际，透过共通媒介者的汉字，来对各种语言的特质作评价的作业是绝对必要的基础工作。无论如何，在精神坚强的明治时代能出现如此的先驱者，给予今天的我们多么大的力量。{11}

在此回想到的是，一方面以“中国的中心思想”来规定汉字及儒教的同时，另一方面以“大东亚文化圈”的媒介来将其定位的周作人的思想行动。而二人的臆测几乎是同时期出现的。并且不可思议的是，一瞥竹内的主张似乎与周作人的论点像是在分类条理上呈现一致的景象。若是以实证的手法看来，这只不过是突发性的一致罢了，更进一步说，事实上无法否定有其它人也出现过类似的想法。况且大概也可预测出，即使说这二人的想法相近，但究竟那又代表什么意义之类的反应。然而，尽管如此，在涉及“东亚文化圈”的文化构筑想象之际，两位由于因缘际会而结合的日中知识人出现思维相近的现象所代表的意义可说有其考究的价值。

然而在此，必须更加注意的是，在印象中，二人看起来似乎是谈同样的事项，但其本质上，却持有不同动力的决定性差异。竹内所强调的重点不外乎是，在日本所流通“同文同种”的意识形态对日中战争的局面中根本不具任何建设性的批判，其着眼点明确地在于，“透过共通媒介的汉字，来鉴定各自的国语之特质”上。当然，在表面上，竹内的言词中也散见着在当时业已惯例的“为了东亚绽放新文化的花朵”等文句修辞。然而在此，必须正视的是，身为少见的日本人例子中，身在如此环境下的“东亚文化圈”内部，还有在战争的混乱状况中，如何能思考出“文化的独立”所具的意义？一般而言，日本是藉由富国强兵的手段来展开所谓近代国家“独立”的，然而竹内认为如此的手段不足以完全构成“独立”的条件。针对此课题，竹内提出属于日本真正的“独立”是，必须经过重新审视自己所曾隶属的“汉字文化圈中的自己”的位置方可成立。

或多或少，在不包括中国本土的汉字圈诸地域，“近代化”课题本身也包含着脱中华的意涵是一般被认同的想法。更简单地说，作为其反面，中国的“近代化”假设可以称为脱汉文，但因自己本身即是中国的立场，决不可能称为脱中华。就如同后来，竹内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提及到，所谓中国的“文化的独立”是指，于某种层面而言，几乎与保存自己划上等号。然而其反面，对中国的边疆地区而言，其“文化的独立”与脱中华的关连性并非是那样自明的。根据竹内的说法，问题并非是那么简单地，也非自然可解决的。类似藉由所谓“同文同种”的准科学而形成的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想象，事实上在这战争状况中，反而一直刻意地回避与中国本身作接触。在竹内眼中，看起来多数的日本人似乎像是以物理的行动入侵中国，实际回避与真正的中国作正面接触。竹内之所谓“一方面对事变产生兴奋”，但一方面却一直抱着相当大的不满的意味大概就是缘起于此。藉由此战争了解日本所真正面临的课题实际上真正代表的意思是指脱中华的困难度。竹内认为，对日本而言，“文化的独立”是指，在和这战争状况接邻的文化空间中，经由日本与中国的正面接触的过程来达成的。对竹内好而言，这战争的意义是，实际上是日本人与中国搏斗，然后为了作自我确认的一大“文化空间”。

四、共同的挫折

接着历史的巨浪，将此二人更推向了地狱的深渊。

身在沦陷区的周作人之命运，必然地操之于日本帝国的命运发展而别无他法。日本帝国向联合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举动，必然自动地引发“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解散。其后，周作人便身陷于任凭法庭摆布的状态。介于日本帝国战败的倾向更加浓厚的此时期，关于周作人究竟思考了些什么，目前恐怕除了研究周作人的钱理群及木山英雄等所提及到的事例之外没有更新的研究。接下来，试着遵循着竹内好到战败为止的思想行为的历史过程来加以探讨。

从中国归来的竹内好，短期间在回教研究所上班，其间也曾至中国大陆西部出差视察过。对竹内而言，不管如何，其最根本的思想的事件可说是合并于，自己亲手创设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之解散及杂志《中国文学》的废刊。（当然，完成《鲁迅》一书后的中国出征一事，对生物学上的自我之生存而言，虽然意味着面临最大的危机。）关于这研究会的解散及杂志废刊之原因，虽然，有推辞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对检阅制度的不满等有关文化统制方面的脉络予以推敲，在此至少沿着竹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国文学’の废刊と私”）的脉络来进行议论。

提及竹内的肯定式措辞，最初是“丧失党派性”的声明，接下来是，展开对弥漫自我保护色彩的官僚文化之批判。当时《中国文学》以带有所谓“日中亲善”的色彩，海内外投以重大的瞩目，虽多少有些许干涉，但杂志整体之评价，倒不如说呈现一股上升气流。所以，竹内提及为何正因在最顺遂之际，研究会的解散及杂志废刊的原因时，暗示所假设的“党派性”的要因——自我保护色彩的官僚文化的否定——难以维持的关系。此外，在此充满危机的时代中所下的判断，相反地也可解释成竹内已考虑到“党派性”将刻印于历史上。然而，姑且不论竹内当时是否已预测到日本战败的到来，仅与数年前比较的话，在1943年所撰写的“‘中国文学’の废刊と私”中，呈现了异质性的，一种悲壮的决心。从“关于伊泽修二”开始带有竹内色彩的“大东亚文化”的构想，到了此阶段，与周作人之间在不同的意味上，添加了极端“败北主义”的色彩：

吾人深信着，大东亚文化的诞生是唯有藉由日本文化本身对日本文化作否定才可能实现。日本文化经由对自我文化的否定过程而蜕变成世界文化，正因没有而成为全部。回归到无的境地在自我内心勾绘世界。若日本文化以日本文化存在的话，则无法创造历史。那是导因于日本文化被固定化，官僚化，生的源头干涸的关系。{12}

正确地说，与其说“败北主义”，倒不如说是应该重新声明至上的“自己否定”之论理。从“回归到无的境地”，“在自我内心勾绘世界”等，京都学派独特的措辞说法也散见于文章的迹象来观察，当时竹内的参考轮廓是显而易见的。若将京都学派所欲呈现的“世界史的哲学”的逻辑推向极致的话，勇猛的日本成为“东亚”一员的自我变化好像已经迫在眉睫，但接下来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后面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不可能性已经被明确指出。而“关于伊泽修二”中被孤注一掷的有关“文化的独立”概念，在此几乎烟消云散。以下所显示的一系列文字中的“日本文学”不是以文学来加以区分的，而理所当然地可能解释成与一个文化的主体为中心的“日本”几乎是相同意思：

在那般状况下，日本文学是否会接纳我们的决心呢？最终还是无力接受。本应领受我们决心的日本文学之体质过于孱弱，我们只好停止协会的活动。也即是对我而言，支那文学的问题藉由转化成日本文学的改革问题之过程而开始衍生出意义，而中国文学研究会之解散成为那决心的起因。{13}

在此，的确弥漫着一股灭亡的印象。这宣言，简直就是预言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文化活动的终结，以及竹内好的出征，也就是指被剥去“文化”的一层皮而只能以士兵的身份前往中国的竹内好的未来的命运。就如同，在所谓“文化”的弹药耗尽后，最后只剩下“铁制”的弹丸一般。

然而，“《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即使染着绝望的色彩，但是也预告着其复活的迹象。竹内作了以下的陈述，“在最后想补充的，不管其解散理由为何，并不因那些事件而解除我个人的社会责任。中国文学是为天下喉舌的公器”{14}。不可思议的是，竹内并没有参与战后出版的杂志《中国文学》的工作。倒是反而，在战后，竹内再度回复参与，过去曾提起的作为“社会的责任”及“天下的公器”的新闻传播工作。讽刺的是，竹内在以战败国的身份再出发的战后，将过去一度遭到的挫折完整无缺地，以资源的方式作活用。也因如此，战后竹内的工作，诚如将当时的“社会的责任”转化为战争责任，同时也可说竹内企图为日本注入新的公共性而花费大笔精力。

日本所一手策划的战争，明显的在二百多年来日中双方之间烙印下最恶劣的记忆。在此可说，在那文化空间内所赌下的种种思想行动，仍源源不断地给予活在今日的我们种种的暗喻。

注释：

{1}E.H.カー《历史とは何か》（《什么是历史》），岩波新书，1962 p40.

{2}児儿岛襄：《东京裁判（下）》，中公新书，1971，pp14-126.

{3}于日本国内共产党员的大量转向及伴随着实际活动的衰退的一九三三年之隔年创设的这个“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时期看来，具有相当的意涵。实际上由竹内精心策划的“研究会”的构想的时期是从创设前一年的一九三三年秋天前后开始的。与此相关连，当时竹内所瞩目的杂志中包括有保田与重郎等的‘コギト’。也可以说，竹内与保田两人将日本共产党实际上瓦之后的文化空间作为斗争对抗的领域。

{4}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京”，《文学通信》第八号（ぐろりあそさえて刊），1942/2（引用全集第十四卷pp.290-291）。

{5} 关于与周的会面，在“编辑后记”（《中国文学》第七十二号，1941/5）中，有以下的记载：“加上我个人的理由，而到住宿的帝国饭店作拜访。单单只是见到面就让我非常地喜出望外了。关于当时鲜明的印象，我想在其他机会描述。由于对周氏穿的鞋子底部是纯白颜色感到不可思议之因而记忆深刻。访客源源不绝的关系，我很快就告辞了。甚至收到已忘记的过去曾询问过的书籍（刘复所编的《初期白话诗稿》）。虽然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也话对周氏来讲是一种困扰，然而为了《中国文学》，还是写下作记录。四月十八日、离京日的早晨。”

{6}竹内好：“大东亚文学者大会について”，《中国文学》第八十九号，1942/11（引用自《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1981，p434）。

{7}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协力”の颠末》，岩波书店，2004，pp.197-198.

{8}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文艺》1943/7 （引用自《药堂杂文》，香港励力出版社，p.31。）

{9}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p.427-433。

{10}竹内好：“北京日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p.231。

{11}竹内好：“伊沢修二のこと”，《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pp.310-311。 （初出：《中国文学》第八十三号，1942/9。）

{12}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废刊と私”，《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1981，p454。 （初出：《中国文学》第九十二号，1943/3。）

{13}前揭：“《中国文学》の废刊と私”，pp.455-456。

{14}前揭：“《中国文学》の废刊と私”，p458。

（纪旭峰 译）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