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文科讲师崔适当月赋诗志庆，其中一首说：“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餱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1) 梁启超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2)  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曾因鼓吹参战而被政敌诟骂的梁启超并不特别分享这“熙如春酿”的陶醉状态，他相当精辟地指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3) 换言之，敌国被他人打败未必即中国真正战胜。但朝野放假欢庆的场面是实在的，很多人显然是真正地兴奋起来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4)

胡适就是其中一位参加讲演的名流，他有着与许德珩相似的记忆。胡适说，当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他自己也是那些狂热者中间的一个。(5)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绝望的后果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6) 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学生的行动固然是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7)

两位北大师生共同指出了兴奋或乐观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也同样使用了“奢望”一词来指陈那狂热甚至疯狂情绪背后的期盼。尽管那时一般人很少看到青年的“信心”，胡适对那一系列活动的回忆在细节上也稍有小误，但他事后的分析是有所见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不会那样强烈。

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过去较多注重“五四”带来的变化，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界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揭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面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由外及内的倾向，朝野新旧共同感觉到世界新潮流排山倒海般激荡而来，“过激主义”的流行伴随着上层知识精英的激进，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学生作为一个社群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兴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8)

本文侧重考察当时的读书人群体，拟采“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希望如陈寅恪所云，在研求史料文本时“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9) 即不仅写实，亦兼写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时，更从情绪和心态视角撷取时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带有倾向性而又往往为我们既存史学言说所忽略的面相，试呈现史事神韵之一二，(10) 期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

一、公理战胜的乐观

前引梁启超使用的“普天同庆”一语，相当传神地表述出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欢庆场面。陈独秀眼中“万种欢愉”的场面是“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1) 北大学生张厚载看到“连日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他自己“躬逢其盛”，也感到“莫大之光荣”。(12) 而且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主导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人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13)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并请中国参与。中国方面旋即由“有势力之中国士夫”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以协和医学校的顾林(Roger S. Greene，中文名又作顾临)为会长。其《劝捐缘起》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表之尊严”；故不仅乐善好施所当为，“中国为自谋起见，亦应慷慨输将”，对此捐助“倍加尽力”。(14)

在顾林和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John S. Burgess)的具体推动下，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着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15)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日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16)

中央政府定于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行阅兵式。教育部大概也感觉前次游街大会效果甚佳，故决定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28日的庆典，而全体学生都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据说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得未曾有之盛况”。总统徐世昌马车入天安门时，围观之“商民及各校学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28日晚中央公园所开演讲大会，“环绕会场者何止万人”，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和参战督办段祺瑞等要人也都有演说，尤其后者“引人奋发欢呼”到“其势若狂，此殆从来所仅见之景象”。(17)

北大对此活动的具体规定颇有意思：凡因参与阅兵式和提灯大会之筹备、演习者，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提灯会演习者，则反“以旷课论”。(18) 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与一再停课的举措，既体现出学界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甚或反映出某种因过去“参战”不力而急于对世界局势做出更多贡献的弥补心态。(19) 积极参加庆贺的李大钊便在反思“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的活动，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20) 而陈独秀则明言不欲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21)

但多数人显然是喜出望外的。11月中下旬的北京已近严冬，演讲者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立高台之上，还要让尽量多的听众实有所闻，难免会在短时间内就声嘶力竭。以每人五分钟的时间而能连续两次演讲数天，参与者的踊跃可以想像。如果胡适的回忆不错，当时蔡元培“兴致最高”，他“最热心、也最乐观”，正是他“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体现出这些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22)

蔡氏为演讲定调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23) 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两周后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解释北大何以用“连坐”方式惩戒缺席提灯会的学生时说：人是群性动物，不能孤立生存。像学校这样的小群，“不能外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校外活动“无形之训练”，比三天的校内课程更重要，可使参与者“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24) 这与那个一再强调大学仅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的蔡元培，显然有不小的差异。

北大校长这样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应有不小的推动。当时这些知识精英已相当激进，用北伐后流行的话就是“左”倾。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25) 约两周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中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希望顺应世界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26)

当然，在庆祝“战胜”时劳工地位的提升与中国参战者唯劳工这一事实直接相关，连康有为那时也说，“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27) 但“劳工神圣”出自于蔡元培之口，仍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28) 如胡适所说，“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29)

胡适后来说，“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大战结局似为“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我们“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这样的分析或不免稍过理性，而低估了时人那种由衷的欢欣鼓舞；但他反复说出的“渴望”却很能代表时人的感觉，毕竟他们“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乐观、兴奋甚至反常后面隐伏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多数人而言，“新世界”不仅指国外，他们也期待着国内局势随之好转。这些愿望表现在一系列的“新”名称之上，如新生命、新时代、新纪元等，具体说得最多的可能是新潮流，总起来当然就是“新希望”。

二、新纪元和新潮流

“渴望起一种变化”的心情对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可能太熟悉了，而世界大战的确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严复早在1915年就预言说，“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30) 到战争真要结束时，类似的见解已相当普遍了。张东荪即说，“欧战将了，世界潮流一新，吾国之地位，亦渐由不确定而入于确定，是世界易一新生命，吾民族亦必易一新生命”。不过他审慎地表明，所谓“新生命”不过进化之一变相，并不“含可喜之意于其中”。(31)

同样持审慎态度的还有《晨报》社。该报以为，1918年可能是民国“开国以来最不祥之年”，其间“外忧内患，更起迭乘”，几无一事“足以稍慰吾人之希望”。但转折也已出现：“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新生命。果能顺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不在今日。”当然，这么多的“新”不能是表面刷新而内容不变，更须防止“以新名目以行旧罪恶，以新手段达旧目的”。故“吾人之新希望”是“一洗从来旧染，实行表里革新”。(32)

“新希望”的基础何在？《晨报》的梁秋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世界大战告终，和平会议开幕”，从欧洲到远东的“一切国际问题，胥将由此会议而解决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平等、各民族自主等正大光明之宣言，“际兹千载一时，世界无论何种民族，皆得表示其民族之希望；我中华民族，抑何独不然。故吾人对于此空前绝后之和平会议，自不能不有相当希望”。他期待着“从此将入国际历史之新时代”。(33) 与胡适等人一样，梁氏的希望与威尔逊相关联。

这一“新时代”显然更多是外在的或外来的，至少是时人所谓“世界”的。梁启超提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且这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新互助，“非为私利，非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34) 很多人从德国武力主义的失败看到中国国内和平的可能(详后)，还有不少人从新纪元中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

蔡元培前述演讲中证明黑暗与光明消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协约国一方为战争尽力的包括各色人种，因“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而“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已占胜利，最体现“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35) 与大同最接近的，即是拟议中的“国际大同盟”。梁启超“信其必为二十世纪中最有光荣之产物”，(36) 盖其“足以抑止强大国对于弱小国之政治的野心”，中国“自应表示赞成”并促成之，以“托于大国家团体之下，保其地位，图其发达，以求效用于人类社会也”。(37) 他特别指出，国际大同盟既是“目前最有价值之新问题，而亦多年最有兴味之宿题”。(38)

“宿题”一词带出了与往昔的关联。梁启超说，“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他乐观地指出：“论文明之极致，必以我国古代所谓大同主义为究竟。一切历史，无非向此极修远崇高之前路，节节进行。”欧战证明，“以武力消灭群小，使成一大”的手段已最后失败；则大同之实现，只能“以‘民约’的精神扩而大之，使各国由联合而渐成为化合”。所以，梁氏对“大同”的新解即是“人类全体大结合共同活动”。(39)

这样理解“大同”或更多是所谓“现代诠释”，他的老师康有为未必同意。但康氏那时也从国际大同盟看到了实现大同之可能，他兴奋地说：“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之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40)

康有为指出，“孔子立太平大同之义，轻于言治国，而重于言天下”。他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国际关系进程说，“内其国而外诸夏”的乱世讲究“国家学”，即“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仇，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利而杀刈异国之人民”；若欧美通过“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然其对“教化未立”的野蛮小国，仍“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只有“今美总统威尔逊发国际大同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各国，无大无小，平等自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这才是没有夷狄、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他乐观地推测此“国际大会必成，而世界永久和平，可望至矣”。(41)

但康氏的乐观是有保留的，他区分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存在“夷狄”：凡因教化、政制等因素视他人(the other)为“夷狄”者，仍只是升平世而非太平世。故若“一国交涉之中有不能平等自由者，则必含愤蓄谋，以求必至于平等自由；若不得至，则不惮磨刀枕戈，以求其必至。若是，则和平裂矣”。其具体所指，即“欲救天下百国，先宜救吾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受列强侵凌，其不平等自由，盖亦甚矣！吾国人之深怒大愤，盖亦久矣！”若“吾国中有一事不平等自由者，则国际永久之和平必不得成”。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康有为观念接近。他认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且“现在全世界的生活关系，已竟是脉络相通”：从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影响世界民主政治，今后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不安宁”；反之，“我们的政局若是长此扰乱，世界各国都受影响”。(42)

因此，拥护民主政治的人，不能只管自己国内的事，“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他相信国际大同盟可以“蜕化而成”将来的世界联邦，具体即各国各洲先逐步改组成联邦，再进一步“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只有“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

由小及大逐步形成“世界大同”是李大钊那段时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他也曾主张中国各阶层各社群先组成横的联合，直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43) 与此相应的新道德也趋向大同：“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亦即“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4)

其他一些人也思及大同，但没有康、梁、李那样乐观。陈独秀说，“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了”；盖“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5) 而国民外交协会干事陈介也认为，自欧洲会议提倡国际联盟，“此后虽非世界大同，而于国家与民族之区别，已不似前此之严”。(46) 他们的具体关注各异，也不那么乐观，但都把大同视为一个未来的目标。

至少梁启超所说的以“互助”为基础的“新纪元”是那时不少人分享的观念。李大钊就说，1919年后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世界大战和俄、德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前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现在“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今后更“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47)

李大钊眼中的“人心渐渐觉醒”与“世界革命”相关，取代战争的是“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以罢工为武器“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新纪元的曙光”表现为“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他断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对“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而言，这曙光就像“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不过李大钊虽注意到革命的流血，他所说的“革命”基本是非暴力的“无血的社会革命”。(详后)

时人并不讳言革命，蔡元培在天安门首次演说中即提出，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48) 总统徐世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协约国在这次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所博得者，实不外一切思想之更新”。就像“法国革命以后，而自由平等之说大兴”一样，他预料“今后欧美学术言论，恐必有振辟突进之观”。中国也要引进西方“高尚优美之言论”，以“思想界之更新”而“为国运兴隆之左券”。(49)

两位晚清的翰林都提到法国革命，而北大学生罗家伦则看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进太平洋而来黄海、日本海”，其“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他明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在此新潮冲击下，“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既然抵抗不住，“就不能不预先筹备应付这潮流的法子”。(50)

罗家伦关于西来潮流不可拒的说法不必是他自己的创造。梁启超在清末论述“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时，就说“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利而导之则功成名立国家安；逆而拂之则身败名裂国家危。(51) 李大钊也曾说，德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在讨论那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的潮流”。这一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西方有宪政经验的国家，对此已早做准备。但他们“不是准备逆着这个潮流去抵抗他，乃是准备顺着这个潮流去迎合他”，尝试以“无血的社会革命”来避免“有血的社会革命”。(52)

罗家伦和李大钊的表述很有影响力，傅斯年就曾特别赞赏朝鲜独立运动那种“非武器的革命”：由于日本不许朝鲜人家藏武器，他们“只能发宣言书，开大会；口咬日本警察”。这精神“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续继下去”；且“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53) 在湖南的毛泽东稍后一面欢呼“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一面又“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以避免“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54)

蔡元培先已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55) 类此关于世界新潮流只能顺而因应、不能逆反的主张也为很多人分享，《晨报》一位专栏作者说，“大战既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移入于新时代”。中国“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56)

陈博生也认为，“自俄德革命以来，社会思潮为之一变”。他借日本人之口说：现代世界日趋民主这一“潮流行将波及东亚，大势所至，无可幸免。吾人不独顺受之，当进而欢迎之”。(57) 不过也有人试图抵御，他稍后注意到，“近来‘危险思想’四个大字，忽然大流行起来。政府天天在那儿办防堵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大有不可终日的样子”。(58) 时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张秀熟后来回忆说，该校保守教员就对新潮流“如临大敌”，他们“天天叫嚷洪水猛兽，教课时间也要来个政治附加，做到他们的‘辞而辟之’。我班的主任教师龚煦春，给我们出了一道‘新潮流之捍御策’的作文题，要我们捍御”。(59) 老先生在上课时不忘“捍御”，提示着其暗中或也阅读新杂志，反从一个侧面提示出新潮流的影响力。

西来的新潮流不仅在思想方面，黄郛和梁启超等人一直从不同角度提示国人，一旦欧战结束，原来无暇东顾的列强会将注意力东移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形成难以逆转的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毕竟新潮流是西来的，一些知识精英试图溯流而上，到欧洲考察新思想；而巴黎和会对中国可说是命运攸关，很多人担忧中国被排斥于正在进行大改造的“世界”之外，欲顺应“国民外交”这一世界新潮而群趋巴黎，外交问题导致政治重心一度外移。故在列强注意力可能东移之时，不少中国人的注意力却在西移(这些内容当另文探讨)。

而新纪元所包含的一个主题，可能是时人最关注也最为后之研究者忽视的，就是梁启超等大力提倡的弭兵。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1918年“使我们学生很兴奋”并使“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的事不止欧战告终，还有“徐世昌当了总统”。中学生虽“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而“文人总统当然是主张和平的，因此我们对徐世昌印象好极了”。(60) 这又一次“居然”的使用凸显出1918年确实有些特别，也很能表现尚武时代“文治”的不易，文治的可能与对和平的企盼是相互关联的，确曾给不少人带来希望。

三、对文治的憧憬

先是1918年夏，处于南北战争最前线的吴佩孚主动与对面的湘军联络，确立了局部妥协。不久吴氏更连续通电，反对段祺瑞提倡的武力统一，而赞成南北和议。在南北军事对抗之时，相对少壮的北洋军人吴佩孚公开反段，其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不小。(61) 其间的背景虽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直系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因皖系反对而继任的可能性不大；而以声望和势力最可能继任的段祺瑞又遭到直系的强力反对，也难上任。两强对峙的局面最终导致双方都可接受的北洋老文人徐世昌出任总统，开启北洋时期一个特殊的阶段。

作文治总统的困难是明显的，徐世昌先是通电推辞，在各方劝进后于9月11日通电宣布同意就任。梁启超当即上书献策，其基本建议为二，一是旗帜鲜明地宣示裁兵，以因应“今日全国人所痛心疾首者”；二是从政治到借债的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英、美、法。他提出，“古今成大业者，在善察群众心理而利用之”，盖“群众心理，政治家之空气也，可御之而不可婴”。而此时“察国内之空气既甚要，察国外之空气尤要”。(62)

梁氏分析说，当时“南北问题，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形势已洞若观火”。徐之通电“于此不落边际，深为得窍”。但这还不够，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以新天下之耳目，系天下之希望”。最好“勿遽谋统一全国，先谋统一北洋”，此其“下手第一要着”；只要“能统一北洋，全国之统一可立而待也”。而统一北洋的方法在“能御之而不为所御”，具体即提出裁兵。“有此倡议，则空气一变；变而后可以有所乘”；若“不设法造成一种可御之空气，则坐成涸鲋而已”。

在梁启超看来，对拥兵自重的军阀，要像贾谊对付汉之诸侯王的建议，只能以“权势法制”处置，不宜再加以“仁义恩厚”。只有正式提出裁兵，“堂堂旗鼓播之于天下，以慑南北群雄之气而杜其口”，然后有调和可言。“必义正词严，示以非如此则吾不能为若辈主。阳刚之气一伸，或有所慑而就范”。且公开“宣明主义”，可“博中外之同情”，使“举国舆望增高十倍”；那些“跋扈将军，虽中或不怿，断不敢反唇相稽”。若其公然对抗，徐即不就职，彼亦难有人代。他强调，“此着实国家存亡、我公荣辱成败之绝大关键”。

且“自今夏西战场战胜后，世界形势大变”；今后外交形势，“非博英、美、法之信用，则国决无以自存”。一方面，“裁兵之举，我不倡之，欧战终后，各国必越俎为我行之，此无可逃避者也。不自动而被动，国不国矣”；另一方面，“今后财政仍非借债不办”，借债而“仍欲如一年来以东邻为外府”，也决不可行。曾任段祺瑞派内阁阁员的梁启超常被人视为亲日，但这次他显然看到了“世界形势大变”带来的新选择。

也曾提倡“尚武”的梁启超稍后公开反省说：中国人本以“爱和平、轻武力”著称，但“前清之末，鉴于他国武力之发达，亦思效之，而有练新兵之举。民国以来，益添增军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也”。后来发现“武力主义终不适合中国之国情”，故“今日中国人之所渴望者，为恢复其数千年偃武修文之旧主义”。欧战结局提供了契机，“德国之武力主义完全失败，武力主义从此不适用；世界人心，皆已悔悟；今后各国，皆将偃武修文；中国毋庸恐惧，可以实行其主义矣”。(63)

他进而明言，过去“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使强国这一“名义为武人所利用”，是“一切俶扰之根原”。故“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及将来谋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如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为世界所不容”，中国那些“窃取名号以营其私”的“伪军国主义”更不在话下。“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已无疑问，问题在于“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64) 也就是他曾对徐世昌所说的“自动”或“被动”的选择。

胡适在天安门演讲的内容也是“弭兵”，他强调，这次协约国的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前者以为“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后者则认为“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苗”。现在各国主张的对付办法是“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世界公有的武力”；具体即各国“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公举一个大法庭，“各国有争论的问题，不许用武力解决”，而是送请此大法庭审判。如有不听法庭判决者，“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65) 这类半带想像的表述那时相当流行，且均从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看中国军阀的末路，颇能反映社会的企盼。

徐世昌于10月10日就大总统职，前引梁启超的分析和建议既凸显了他将要面对的困难，也揭示了他眼前的机遇。当月25日徐就借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发布了和平命令。11月欧战结束，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让全世界看到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南北和议在各方推促下迅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终于次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幕。尽管“跋扈将军”的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应对，外交重心由日本转向英、美、法更不简单，但中外两个和会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充满了希望。

徐世昌在见人谈话时，常不忘表示自己也曾“投身军务，历有年所”，早年就是“军界”之一员。(66) 同时他更尽量建树自身的“文治”认同。徐家的世交子弟张达骧后来回忆说，“徐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他定期与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67) 也注意到新闻界这一近代新兴因素的力量。

用徐自己的话说，“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当时“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68) 这并不全是面对新闻记者所说的客气话，这位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报纸当时就注意到，“(徐)东海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先邀请京沪报界代表谈话，以示“尊重舆论之诚意”，又在总统府“特设接待新闻记者之机关，订于每星期二五两日派专员接待各报记者”。(69)

新总统也多次利用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他提请记者注意战后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因为“历来国际上种种悬案，其解决挽救，胥于此会议是赖”。虽“折冲之责”在政府，但舆论是“外交最大之后援；樽俎应付之所穷，端赖笔舌以为救济”。尤其“战后民族自决主义既已盛行”，他希望各记者能“提撕警觉我国民，劝勉扶持我政府，以贯彻吾国力保权利之主张”。(70)

徐世昌以为，“战后西洋社会之经济，必大有变迁”。各国会将原用于战事的资本“移以扩充社会，故战后社会主义之经济，必日见发舒”。这是中国的机会，“以吾国劳动之众多，原料之盈足，农产之丰饶，苟能使教育普及，常识日充，从致富强，宁云难事”。(71) 在次年2月接见外国记者时，他强调，“余之目的乃欲特别注重实业及人民生计之发展；一俟实业振兴，则财政自必大有起色”。借欧洲、国内两个和平会议之东风，“中国国家必能重新改造，求得稳善地位，财政必能恢复原状。此为余之最大希望”。(72)

这样的政见的确表现出文治的特色，而新总统注重新闻界、研究书画的举措也具有正面象征；彼时作为道统代表的北大正有着新闻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组织，都曾得到校长蔡元培的鼓励。(73)《晨报》在评论西人对徐世昌的观感时说，“中国文官为总统者，徐氏为第一人。徐氏生平服膺孔训，待人接物，和易近人”。虽其“短处在小心过甚，宽大失度，乏坚决之力”；然“喜纳人言，素不固执”，且“待友忠善，御下宽和，能与新旧两派人融洽，如欧美日留学生皆能与之结交”。(74)

不少人对徐的期许态度也正基于这“文官为总统之第一人”。据沈亦云回忆，当这位“提倡文治”的总统想借重其夫黄郛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乃往北京助徐完成该书。(75) 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有所期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从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但若有“军阀出头推翻文治主义的当局，那时国民的亲善，东洋的和平，便成画饼了”。(76)

而且，这次文人政治的出现是在帝制尝试和“复辟”失败之后不久，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刚取代清廷时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也可能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彼时上层知内幕者或感觉新总统不过挣扎着尽量不做军人傀儡，不少研究者也凭借后见之明做出类似的分析；而下面一般人则对文人当政这一形式非常看重，也对文人总统可能起到的作用寄予厚望。

前引郭廷以的回忆就很能反映下层读书人的期待，他并说，“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随后欧战告终，“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再加上南北即将和谈，“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77)

这类“充满了快乐”的心情与北京庆祝“战胜”的愉悦遥相呼应，一般读书做官者的心态似乎也较宽松。在清代和民国长期为官的何刚德那时观察到，“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他感觉对这些人“无理可喻”，只能警告说：你们“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78) 通常是乱世蓄黄金，盛世才玩器物。可知何氏虽不那么轻松，当时一般人感觉尚不错。

当然看到问题的也还有人在，李大钊较早就曾表示对“文治”的失望，他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79) 但这只是小不满，且还是先有希望之后的失望。

真正损毁了“文治”形象的，仍与“新思潮”相关。在以蔡元培和林纾辩论为表征的新旧之争中，因教育总长傅增湘对北大师生鼓吹“离经叛道”过问不力，乃有参议员张元奇以对教育部提起弹劾案相威胁，一时盛传要封闭《新潮》杂志、驱逐北大的趋新教员等。(80) 陈独秀先是引《中华新报》之语说：“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继而他自己更指责说：“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倒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81)

行文治主义而待士尚不如武治时代，“文治”的正当性就此大打折扣。章太炎先就表示对局势不乐观，他致某人函说：自己其实也希望“国事清夷，南北衡势”，但当时“论大法则不可言和，论人材则不可言战”。南北双方皆“一之丘貉”，若“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82) 可见太炎已看出徐世昌之才尚不足以“戡除祸乱”。还有更悲观者在，即前清中小京官梁济在大家最快乐的前夕以自杀警示国人。按梁济在清末曾得到徐世昌的赏识，而他在徐就任一个月后自杀，似表出他对新总统的文治不抱很大希望，至少此事未改变他对世道人心的失望。(83)

然而梁济的弃世并未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思想之禁抑不必皆来自高压，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也删略了不那么如意的消息。2月间《晨报》一位署名作者讨论“威尔逊主义之胜利”，该文连载三日，而无一语涉及中国事，已是不妙的兆头。(84) 3月中张东荪说他已“好几天不评论时局了，实在是因为‘无可说’：说他太高，他不能如我的期望；说他太低，又似乎绝之过甚”；故不如不说。(85) 与此同时，报纸也开始追索和声讨“卖国贼”(详另文)。这些都反映出部分人的感觉已逐渐向不妙过渡，但似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多数人还是充满了希望。

四、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可以说，即使在身历者的认知中，“五四”前一年所意味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章太炎早就不乐观，而梁济更看出了社会潜存的大问题，那一年的“民国”在不少方面看起来仍给人以企盼和憧憬的余地。正因前景似乎不错，更多人还是宁愿看到希望并寄予了希望，于是便有次年的大失望。

在当时的中学生郭廷以记忆中，“民国七年年底，思想界仿佛在动了”。在《新青年》发行三年的基础上，“曾琦等筹办《救国日报》，言论激烈，影响青年颇大”；同年稍后《每周评论》出刊，其言论较《新青年》更激烈，“煽动性大极了”。(86) 而当年还有一个正逐渐浮出水面的新动向，即学生辈的兴起。1918年初，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北大“文科学生”的身份在《新青年》4卷1号分别发表《文学革新申义》和《青年学生》，显示出学生一辈不论思想和学养或皆不在老师辈之下，而行文之流畅似尚过之。

同年秋，与欢庆“战胜”和憧憬“文治”约略同时，傅斯年等开始筹办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于1919年出版。(87) 这份刊物再次表明弟子不必不如师，江南一位青年学生施存统便认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这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在他眼里，“民国八年有一件极好的现象，就是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是实行一切革命的基础”。其中当然包括《新潮》，“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他把这一年看作“上学的时代”，各处同学“一天进步一天，这真是中华民国的大希望”。(88)

与青少年的充满希望相比较，成年人的乐观要审慎一些，《晨报》一开始就对“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的现象提出警告：在外交上，中国此前“借以苟息于国际”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个局面“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在思想方面，欧洲“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的趋势所向披靡，“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两者皆无把握。不过，尽管过去常有失望的经历，“希望之心，人情所不能自已”，且1918年末可望者“犹有几希之尚存”，故仍希望中国能从此“一洗从来旧染”。(89)

审慎者的希望已是这样的根本性大转变，很能体现时人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结果，如郭廷以所回忆：“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对满怀希望的国人不啻泼了一盆冷水。”曾经高兴的“学生们十分愤慨”，大家争看言论最激进的报纸，“每当一件不幸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同学就在操场三三五五、议论纷纷，大谈国家大事”，终随北京学潮而“动起来了”。操场既成“交换情报和意见的场所”，聚在那里的学生之心思自渐疏离于课业。信如郭氏所言，“‘五四运动’实在不是偶然的”。(90)

以前梁启超曾自感情绪过热而思“饮冰”以降之，这次的“一盆冷水”则是外来的，且因乐观太甚而显得突然。前引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是非常传神的描述。胡适后来也说，当年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坏消息传来，“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91)

梁启超次年反思道：“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当初“威尔逊一班人调子唱得太高，我们听着了，以为理想的正义人道霎时可以涌现，以为国际联盟这个东西就有锄强扶弱的万能力，不独将来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从前的冤抑也靠他伸理。其实天下那里有恁么速成的事”。(92)

希望霎时解决将来和从前的所有问题，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态。而“毕其功于一役”还不仅体现在时间的“速成”之上，时人根本是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从此进入大同境界。(93) 这揭示出五四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特点，即内外缠结：先是朝野群趋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倾，旋由外转回内，舆论开始追索“卖国贼”便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由于乐观和兴奋更多是外来的，国内的希望也因外在因素而消逝。4月下旬南北众多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本显露出“文治”的一线光明，巴黎传来的消息旋即促起五四学潮，南北和议随后正式破裂。本来“外事”和“南方”两因素都是文人总统应付北洋实力派军人的有利武器，两皆不成功，其政治独立性乃大为缩减。或可以说，巴黎的噩耗连带着打破了对文治的希望，社会或舆论其实没给文治者多少表现的机会。

徐世昌先曾指出，中国不安宁的原因是“道德隳丧”，使“夺权竞利，视为固然；举国皇皇，嗜言政争”。若“乱象蕴酿，积久愈增”而形成大乱，致“民弃其业，乃益疾首于政治之不良，寝假遂有自主自为之念”。(94) 尽管乱局尚未到严重影响民生的程度，更为敏感的读书人对内外两和议的不如人愿已有强烈的反应：整体上表现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失望，学生运动使前此一度大受关注的“个人”开始淡出，转朝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一些人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一些人则转而面向“社会”的改造，(95) 这些倾向之间不是没有紧张，更多或是在冲突中互动，开启了后来许多变化。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96) 徐世昌当时就主张，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97) 这一分析与梁济的思虑相通，即政治的乱源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

傅斯年那时也指出，民国“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正因“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现在应有“根本的觉悟”，即政治“形式的革新”是不中用的，必须先有“精神上的革新”。他断言，“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只能让位于思想革命。只有“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才能刺激、感动民众，故“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那时他心中的楷模正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俄国革命。(98)

这一反思是在五四前夕，随后的学生运动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而倾向于思想以外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把民国“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现象，归咎于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这些过去“革新的主动人物”一直在用历史上的“遗传思想”来造民国。这里的潜台词是明确的：时代变了，那一代人已经落伍。学生辈的兴起伴随着充分的自信，当时相当活跃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99)

从这一视角看，蔡元培在兴奋之余一反常态地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去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学生的外向性活跃应有不小的推动。欢庆战胜这样一种大型的学生活动，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胡适已指出：“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100) 此言不无所见，至少在组织公众演讲和游行等方式上，此次活动可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所借鉴。

示威游行对北大学生当然不陌生，1918年5月，北大等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而有示威游行，许德珩认为其在组织不同学校学生形成联合阵线方面积累了经验，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01) 周策纵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专列一节来讨论这次两千人的游行，而仅用一段文字简略提及了11月那次他说有六万人参加的游行，可见他更赞同许德珩之说。(102)

三次活动互有异同，两次5月游行的共性是抗议，然规模则相去较远(五四当天虽也不过数千人，然运动是在持续中扩展的)；1919年的学生运动与前一年11月的学生游行规模和方式相近，且均与世界大战的结束相关，情绪却截然相反：前次对“公理战胜”充满了希望，后来则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反映出时人对“公理战胜”的虚幻意味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大失望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西方的分裂”，最明显的是以前的尊西先锋梁启超突然质疑西方文明；这虽未立刻引起根本的转变，但此后所有说西方好的人不能不有所界定，有所选择，不能不略示保留。(103) 起初中国人对西方的分化不甚了然，但张奚若看出了差别，他提醒胡适说，中国“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尤其《新青年》等“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104)

的确，威尔逊和列宁各自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的“背叛”基本结束了美国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时在中国的杜威有深切体味，他在6月初说，“余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105) 这话恐怕语带双关，既表述了对学生的支持，也认识到学生那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并预示了他自己和稍后来华的罗素要挽回英美影响的困难。

那些实际形成中国“舆论”的读书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对山东的处置则是“实际”而短期内无法挽回的；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有着特别吸引力的新俄简直不容你不接近。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106) 这既是一个直接的象征，也有明显的政治后果(如“反帝”越来越成为中国权势竞争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其带来的深层心态变化远更广泛持久。

在巴黎和会之前，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多是协约国战胜，前引蔡元培、徐世昌的演说可为例证；“五四”以后，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基本是苏俄的革命，且多认为后者更代表世界新潮。(107) 更重要的是，1919年初报纸可见两大主题，一欧洲和会，一南北议和；两皆尝试以会议谈判方式解决困局，最后两皆失败。故不仅在思想上“公理战胜”已成幻影，在行为方式上“开会讲道理”一途也证明行不通，终以力量和行动的取向胜出。会谈不能解决问题的认知在新的层面上强化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108) 对时人的影响相当长远。

在大同和互助同为时人所憧憬之时，激进与和缓两途本是个竞争的局面，若和缓一途可以有效，固乐为人所从。《晨报》一位署名评论人论大战后欧洲复辟、过激与温和三种思想之竞争说：与新潮对立的复辟派且不论，从效果言，则“推翻旧来之思想习惯，打破目前之一切现状，使国民共向于觉醒之途，非过激派不为功”；但“其主张过倾于理想，于多数心理、社会习惯、国家利害多不适合”。若温和派，则“其主义必为进步的，其手段又必为秩序的，非如复辟派之不适于新潮，又非若过激派之过远于事实，为最易于吸取同情以收拾时局”，并“依据新主义以建设新国家”。(109)

刘勉己也特别推崇德国那种由国家来“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商战之准备”的“稳健的社会主义”，盖其“与列宁倡道之国际社会主义不同，而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亦又有别”；既不致复演“法兰西百年间革命之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致资本阶级之跋扈”。(110)《晨报》引述上海某西报论评说，“以中国今日之现象而论，国人于军阀派外，似有任得一替代之者而不遑分辨之势”。然而，本来苏俄“过激派之鼓吹运动，最易普及于被压迫之人民”，更因“北京军人派之压制”，则苏俄过激思想很可能迅速在中国蔓延。(111)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颇具象征意义。他说，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而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公理、永久和平及威尔逊的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让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是靠不住的，“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12)

很明显，对内对外的同时失望是走向“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的重要原因。稍后毛泽东也提出，国外“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中国“什么‘北洋派’‘西南派’”等是“国内强权者的联合”；这类“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使“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不能不以“民众的大联合”来改革和反抗。(113) 两人此时或尚无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但也为时不远了。

鲁迅曾回忆起民元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114) 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失望。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或许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前面说过，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代清时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而随后的内外大失望很可能意味着对民国整体失望的进一步强化。

恽代英在1919年国庆日承认，人们脑海中对民国“装满了不良的映象”，遂有人以为时局糟糕是革命引起的，其实这是妄想太过后的失望，盖许多人过去“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115) 傅斯年在“五四”周年时也说，以前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里有民族自决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他撰写该文时“说不出心理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116) 他的同学吴康发现，人人都“时时觉得他四围的环境”呈出“一种不满人意的现状，这种不满意的心理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动力”。(117)

徐志摩稍后慨叹道，“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好容易从“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了一半轮的希望”，就像从山谷里采得了百合花，周围却“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掉了，结果只是伤惨”！(118) 他所使用的“世界”与梁济相类，基本不是地理意义的，大致或是社会或世间的同义词，但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五四前夕这一期间可能是“海通”以来中国人最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他们，“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关联密切的部分，公理战胜大体还有明显的体现；而中国仍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119) 如果多少存在着正义和公理的那个“世界”不包括中国，中国就不能不寻求接近甚或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且可能是一个否定当前“世界”的新世界。

对世界的新认识与心绪转变直接相关，从希望中的轻快逆转为失望后的沉重，即属陈寅恪所说可“旁采”以为参证的“人情”。前所未有的意外惊喜使很多人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奢望，尤其一些知识精英的举措一反常态，推动和促进了他人无根的乐观，于是有接下来的极度失望以及因此而起的激烈行为。后来心绪较平静的胡适说，“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他们当初就根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却“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一旦“奇迹”并不降临，“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变成极度悲观了”。(120)

自清末以来，这样一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持续而重复，曾经考验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承受力。蒋廷黻在九一八之后说：“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诸年，我们都曾过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海上蜃楼……我们革命疲了，战争疲了，失望疲了。”(121) 连“失望”都疲了！这是何等沉重而无奈的慨叹。蒋氏那时意在政治，常代政府立言，故所谈不及五四运动。其实“五四”前一年虽没有类似戊戌、辛亥和北伐这样的政治变革，士人“奢望”的程度却决不弱于那几次，复因历时甚短而失望来的突然，其后的幻灭感或更强烈。

陈寅恪曾说：“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22) 其实不仅学术影响世局转移，人情心态亦然，且其造成的变化未必出自参与者的主动。杜威在1928年游俄时，就特别重视俄国革命的心灵和道德层面，强调革命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或并非参与者努力所致，也远超出他们起初所能想见和希望的。(123) 他的学生冯友兰后来说，“历史上一个大运动之发生，主持的人，对于他所主持者是怎么一件事，往往有不自觉的”；主事者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事后回想，才发现“我们原来作了这么一件事情”。(124)

五四前一年士人的心态变化及五四本身所促动的世局转移，或当从此观察。不过，特定时空的失望和不满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想像”的，还很值得考究。有时要经过比较才有更真切的认识；(125) 很多读书人可能要到北伐后领略了国民党“党治”下的“训政”，才慢慢知道北洋时期的统治还是相对宽容的。国人此后的希望和失望仍在继续，然似乎少见士人回忆1918那曾经充满希望的年代，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推动、支持而造成的，也许这就是致使他们“不想”回忆的下意识？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06年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