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喧嚣的尘土
导演/摄影：黄文海
片长：110分钟
片名：活着一分种，快乐六十秒
导演/摄影：张战庆
片长：85分钟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底层”，主要是一个“经济的”和“物质的”概念，首先是指那些在物质上匮乏的人们，在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当中，他们属于受损害的弱势群体。不乏有人认为——在这个公正受到侵害的地方，便有可能积聚了更多正义的力量，更多的理想和希望。然而，底层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底层人们的精神状况是一个怎样的面貌？纪录片导演黄文海和张战庆分别摄于2003年和2006年的两部影片《喧嚣的尘土》与《活着一分种，快乐六十秒》，就此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解释。完全可以说，在今天恰恰是纪录片导演，用他们手中简陋的机器，从未有过地触及了这个时代人们内在的精神状况。
黄文海1996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图片专业进修班毕业之后，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做过四年的记者和编导，为《质量万里行》及《焦点访谈》栏目工作，所采编的新闻片多次获奖，纪录片《大河沿》获当时广电部“新光杯”奖。2001年他却出人意表地辞去了这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为此他的父亲特地从湖南来北京找儿子四次。黄文海的理由是：当摸着了“工作规律”之后，生活就会变得像在老家一样，“每天的事情可以预见”，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离开老家选择北京了。2003年“非典”早期，黄文海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一个叫做“耀扬”小镇的地下麻将馆里。为了与拍摄对象的取得沟通，他甚至与麻将馆里的人们一起打麻将，同时却像“墙上的苍蝇”一样，不声不响地观察和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切。细致地观察一个公共场所，这是受美国“直接电影”大师怀斯曼的启发。
麻将馆里整天就是打麻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即使有人暂时离开，马上便有人迅速代替。男人们嘴角上叼着烟，女人有年轻打扮光鲜的，也有纯粹家庭妇女。影片开始差不多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展示人们乐此不疲地围坐在麻将桌前，堆砌那种彩色“长城”。 同时日常生活的细节也不断地被带进来：男女主人拖地扫地、给客人倒水、男主人刮脸、照镜子、女主人逗孩子玩耍、稍年长的孩子也在学着大人，在自己小桌上砌着麻将，甚至抱在手里的幼童，手中拿的玩具也只有麻将。所有这些，提示着人们其余的生活空间，仍然是围绕着麻将而进行。一位妇女走出麻将馆时清点自己的收获——六十元，旁边有女同伴笑她不会数数。
只有一个时间能够让人们暂时丢下手中的麻将牌，那就是电视里播放的一个叫做“天线宝宝”的节目。每当节目播放之时，所有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齐刷刷地坐在电视机前面，因为听说一种六合彩游戏的开奖号码，就藏在这个节目的表演当中。人们推测出场的动画小人的种种蛛丝马迹，边磕瓜子边议论。有一次抓住一个小孩让她发表意见，因为据说小孩嘴里讲的是“真话”。夫妻间有意见不合的，互相抱怨。有人认为没有中到奖，是因为所下的赌注还不够；有人发誓，只要能够中奖，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愿意。
人物的线索也慢慢浮现。一对住在麻将馆隔壁同居的青年男女，女孩二十一岁，十分漂亮，整个生活仿佛处于浮游状态，唯一非常确定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与男友一再怀孕，此时就为是否留下肚子里的婴儿争论不休，最终还是将孩子打掉了；下岗后开发廊的阿紫好容易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归宿，却不得不忍受他人所谓的“庇护”；麻将馆的另一常客阿龙，被六合彩弄得神魂颠倒。影片的结尾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拼足力气地给一个肥胖的男人按摩，分明力不从心，嘴上却不服输。
用“醉生梦死”来形容这些人们是不恰当的。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对于生活完全失去希望，只是他们所拥抱的这个希望太渺茫了，并且是以一种完全绝望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赌博——来企图建立生活的未来。在维持一个表面生活的背后是一片精神废墟，是价值的虚无、情感的冷漠、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麻木及自身的沉沦。
面对这样一堆堆烦闷无聊的生活，黄文海给他的制片人写信道：“我每天都处于震撼之中。镜头前的人有可能就是你，或者说你以前就是那个样子的，可是他是多么绝望，多么悲哀啊。这时候我有了一种悲悯，悲悯镜头前的他，也悲悯过去的那个自己。另外，我也是底层一份子，当我和他们一样感受到生活和社会的压力时，这种共鸣就更加深入骨髓。”
黄文海是一个勤奋读书的人，他的朋友说他谈起陀思托也夫斯基、哈维尔就像谈论自己的老朋友，他用纪录影像的方式从事对于我们社会精神状况的冷峻思考。与一些文科出身的纪录片工作者的口味不同，黄文海坚持一种专业要求，他保持冷静的方式同时体现在画面工整严谨方面——将那样一种杂乱无序的生活，放到一种严谨、严正的边框中当中，让你慢慢领会。作为导演兼摄影，他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花哨的动作，而是让画面的含义静静流露出来，这既是对于拍摄对象本身的尊敬，也是对于观众的一种尊敬。
2004年年底，这部片子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虽然没有获奖，但无疑它是近几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纪录片的最大收获之一，黄文海是继段锦川之后，将怀斯曼的“直接电影”风格发挥得最好的人。而今年黄文海的另一部纪录片《梦游》，则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
张战庆是我最早认识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在年轻的DV作者当中，张战庆是社会意识十分自觉的一位。这位“大庆石油会战”员工子弟，1994年到北京电影学院上管理系，毕业之后参加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录取考试，此前只见过一次摄像机，朋友在两天之内教他摄影机的开关、白平衡等，结果他就考上了。有一天在《南方周末》的报纸上，当他看到报道农民工子女的希望失望种种，深受感触，于是拿着报纸，坐完地铁又叫了一辆人力车，指着报纸说“我去这个地方”。后来便拍出了《城乡结合部》这部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故事，参展2002年法国真实电影节。
《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是张战庆今年完成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的片名听上去有着一个“励志”的外表。实际上男主人公却身陷绝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三无人员——“无工作、无家庭、无房子”，老婆离异，情人出走，与老母亲挤在一间18平米的房屋里，帮朋友弄一间广告公司，除了一个月90元低保费（后来改作120元），没有固定收入。当然他不想像母亲一样愁苦终生，因为他“把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具体来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扔在舞厅里了，白天甚至上午就呆在舞厅里，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他算了一笔帐，认为自己很划得来：“十块钱三张月票，这三张月票十块钱都能玩两个月。他一次划掉两个格， 两个格才三角钱，这三角钱是一上午的时间，这三角钱我要搂五个女的，一个女的才划几分钱，这几分钱而抱着这些女人十几分钟，你说我快乐不快乐 对不对？”
这样的舞厅本身也是难以想象的：灯光离奇的地下室，男男女女一对一对拥得很紧，饥渴的人们急于在对方身上找到慰籍，手不停地停留在敏感之处……如今已经技术娴熟的导演兼摄影张战庆，用隐藏镜头记下了这个隐蔽的空间和那些隐蔽的激情。舞厅里的人们如果需要进一步发展怎么办？女方说要买避孕套，但一袋避孕套18元，主人公口袋里没有这么多钱，最终化五毛钱买了一只红气球来对付。
如果手头不是那么紧巴，他会与朋友弄点啤酒，找一个“上半身”的小姐，就像“上流人士”也会做的那样。剩下来或许还有感情上的要求。朋友办了一个婚介公司喊他去，后来他则成了婚介公司的常客，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托”：对人吹嘘自己1989年大学毕业，学电子的，以虚假的“谈恋爱”来解决感情的饥渴。
平日里他主要在朋友那里混吃混喝，等拿来了90元钱的“地保金”他上午花去三十元，下午花去三十元，晚上自己弄了一桌，请原先资助他的朋友们大吃一顿。因此实际上，他仿佛每天都在过着一种“奢华”的生活，影片中几次与朋友吃饭，都是高高的啤酒瓶，桌上摆满吃不完的菜肴。在某种意义上，这位下岗工人过着一种与“主流社会”相匹配的生活，“主流社会”对待吃喝以及对待性的态度，在他那里亦有同样的表现。“食色性也”，他是以一种低层次的方式完成的，但在本质上或者结构上并无什么不同。这里得运用经典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来加以说明：那些不具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是受着那些拥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支配的。
他离婚的妻子对他的批评不可忽视——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切实际”。这位女性能够在凌晨四点钟起来给点心店和面，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是为了养活女儿，她咬着牙忍受下来了。这样辛苦的工作对于男主人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不会为这点小钱花这么大的力气。他对别人说自己是“有知识的人”，甚至满口尼采。尼采的那段关于“骆驼、狮子和尺子”拗口的论述，他对着镜头表达得从容自如。
前几天的某个晚上，我们请陈冠中、李陀、欧阳江河、李静、于奇、洪眉、郝建等人一起观看了此片，大家就这部片子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这部影片如此深入、立体、多层次地表现一个人表示极大赞赏，中央电视台资深编导洪眉称赞影片的结构富有张力。比较起来，参与讨论的男性对这个人同情更多，而女性则更多持批评态度。我本人则倾向认为，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从原先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产品，自视颇高，但不务实际，满口大话，骗吃骗喝，从单位的大锅饭吃到朋友的小锅饭，就是没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基本上是一个旧日寄生虫的标本。
与黄文海的影片一样，张战庆的这部影片同样深刻展示了所谓“底层”人们的精神状况，比起前部片子来，这部片子的主人公不仅无聊，而且有些无耻。当他越是感到自己能够洞察生活的虚无本质时，他本人的行为也就越不顾廉耻。这是所有这些是那些坐在书斋里，将“底层”当作一个概念来谈论的人们，十分难以想象的。很可能，当这些衣冠楚楚的学者教授们看到底层人们过着一种如此空虚混乱、像没头苍蝇一般的生活之后，需要重新考虑自己是否继续站在他们一边。
2003年张战庆还拍过一部名为《它们都是我们的狗》的纪录片，纪录的是中原地区某县城以斗狗来赌博，双方手中牵的狗互相咬得血淋淋的，而且出现在集贸市场这样不分男女老幼的公开场合。也就是说，比斗狗赌博更加严重的是，是所有观众脸上那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