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同学们，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四十八年前的事。四十八年前我十七岁，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也是非常的兴奋，同时也有点惶惑。我想，这是跟诸位上大学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大学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当年思考的，我想也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青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钰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青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青人的权利！
二、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料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于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有浓郁的边地风情的小说。还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等，就是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会和知识分工的制约，同时也在努力突破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问题是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这就提出了一个专业知识和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当然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也是其乐无穷的。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只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狭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工具化了。这就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任务：既要进入专业，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做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走出来，看到专业之外的广大世界，博览群书，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开拓更加广大、自由的精神空间，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对在座的理工科大学生说的话：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三、沉潜十年：最诚恳的希望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读书、学习是要有献身精神的。这些年大家都不谈献身了，但是根据我的体会你真正想读好书，想搞好研究，必须要有献身精神。我至今还记得王瑶先生在我刚刚入学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对我说：“钱理群，一进校你先给我算一个数学题：时间是个衡量，对于任何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常识——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就看你如何支配，这方面花得多了，另一方面就有所损失。要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不能求全。”讲通俗点，天下好事不能一个人占了。现在的年青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把好事占全，样样都不肯损失。你要取得学习上的成功、研究上的成功，必须有大量的付出，时间、精力、体力、脑力，必须有所牺牲，少玩点甚至是少睡点觉，更没有时间来打扮自己。你打扮自己的时间多了，读书的时间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怎么安排时间，我没有一个价值判断。你打扮自己、你整天玩，那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不能说读书一定就比玩好。不过你要想清楚，这边花得多那边就有损失，你打扮的时间、玩的时间多了，那就会影响读书。想多读书就不要过分想去玩、去打扮自己。这背后有一个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既要物质的充分满足又要精神的充分满足，那是一种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说法，或者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合理角度说的，落实到个人是比较难实现的。我认为落实到个人，物质首先是第一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得很清楚，生存、温饱是物质方面的，发展是精神方面的。在物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之前是谈不上精神的发展的。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安贫乐道，这是一种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人自己在那里挥霍，我们不能安贫，我们基本的物质要求要满足，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
但是你基本的物质权利得到保证了，比如你已经有助学金了，你已经基本吃饱了，你有教室，有宿舍让你住下来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那各位同学就应该考虑如何设计、安排自己今后的一生，并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你一门心思去追求物质也可以，但你就不要想精神方面要怎么样，不要喊“我痛苦啦！我痛苦啦！”有人在全心赚钱，同时又在想“我空虚”——你不要空虚，你就是要追求享乐，那就这样做好了，不必要求全。将物质要求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那你精神方面一定有损失，这是肯定的。我对自己也有设计：第一，我的物资生活水平要在中等，最好要在中上水平。比方我需要有宽敞的书房，这不仅是一间书房的问题，这是一个精神空间的问题。我就希望有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就与我的精神自由性联系在一起。但具备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就不能有过高的物质要求，因为我要求我的精神生活是第一流的。我不能同时要求精神是一流的，物质也是一流的，我不能跟大款比，那我心理永远不平衡。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应该考虑好，如果你决心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物质上就必须有牺牲，当然前提是基本物质要求要有保证。在基本物质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你就不能拼命去追求那些东西了，这一方面你得看淡一点。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不是阿Q精神。面对大款我并不羡慕他们，但我也不鄙弃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价值，有他们的追求。只要你是诚实劳动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尊敬你，但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追求的是精神。我讲的献身精神不是像过去讲的那样，什么物质也不要只是去献身，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年青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全，恨不得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稍有一点不满就牢骚满腹，我见过很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这是不行的。这是你做的选择，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反过来才又会有所得。
另外在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我有一个对我的研究生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沉潜十年》。“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包括北大的学生都面临很多诱惑。北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诱惑太多，因为有北大的优势，要赚钱非常容易。我想烟台（江西）诱惑少一点，这是你们的优势。还有就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北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非常兴奋，充满种种幻想。一年级的时候混混沌沌的，到了二三年级就觉得自己失去目标了，没意思了。看看周围同学不断有人去经商，去赚钱，羡慕得不得了。再看到有人玩得非常痛快，也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受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懒惰。现在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懒惰——北大有所谓“九三学社”的说法：早上九点起床，下午三点起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门心思想赚钱，一门心思想这样那样。有的人非常热心地做社会工作，我不反对做社会工作，但有的人目的性极强，过早地把精力分散了，就无法沉下来，缺少长远的眼光，追求一时一地的成功。同学们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参与现实，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有这四年是独立自由的，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赚钱以后有的时间赚，从政以后有的时间搞。这四年你不抓紧时间，不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会悔之莫及。
我跟我的学生谈得非常坦率，我说，我们讲功利的话，不讲大道理。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最后一切还得靠自己。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但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毫无道德原则的什么事都干，应该是于心不甘的吧。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的混一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今后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社会。在这种发展迅速、变化极快、知识更新极快的社会，你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工作，这就靠你们的真本事。大家要从自己一生发展的长远考虑，就是讲功利也要讲长远的功利，不能从短时的功利考虑。我们不必回避功利，人活着自然会有功利的问题。大家应该抓好自己的这四年时间，把自己的底子打好。这样，你才会适应这个迅疾万变的社会。“沉潜十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沉下来，十年后你再听我说话，这才是好汉！因此，你必须有定力，不管周围怎么样，不管同寝室的人怎么样，人各有志，不管别人怎么做生意，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底子打好。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着眼于自己的、也是国际、民族的长远利益，扎扎实实，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从整个国家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代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沉潜十年，这是我对大家最大、最诚恳的希望。
在沉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会面临两个难关：第一，面对经典你进不进得去。你读《庄子》、《论语》、《楚辞》、《诗经》，甚至读鲁迅，都有这个问题。所谓进不进得去是讲两个障碍，第一就是文字关。现在中文系许多学生古文都读不通了，标点都不会点了，那你还谈什么进去，这就是文字关。还有更难的，中国的文化是讲感悟、讲缘分的。你读得滚瓜烂熟却不一定悟得到，找不到它的底蕴，体会不到它的神韵，也就无缘。有的人就是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了，但你听他讲起来还是隔的，所以很难进去。进去以后更难的就是出来的问题，因为东西方传统文化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博大精深。在你没读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指指点点，你读得越懂就越佩服它，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你就被他俘虏了，跳不出来了；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还不如不进去的好。
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人问我：“钱先生，您和鲁迅是什么关系？”我说了三句话：第一，我敢说我进去了。进去很不简单啊，这是很高的自我评价；第二，我部分地跳出来了；第三，没有根本地跳出来。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不是我不想跳，我当然想能跳出来超越鲁迅，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那是什么境界啊！所有的学者都向往这样一个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力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跳不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失去了自我，所以这是更难的一点。记得当年闻一多先生去世的时候，郭沫若对他的一个评价：“闻先生终于进去了！但是闻先生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四、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
话又说回来，读书是不是就只是苦呢？如果只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号召大家吃苦我就不讲道德了。世上真正的学术，特别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愉快的。现在我讲学术的另外一个方面。这话要从我读中学时说起。我读中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很受老师宠爱，品学兼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学文学，数学老师劝我学数学，当然后来我学了文学。高考时用今天的话说“非常牛”，所以我报考了取分最高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让我向全校的学生介绍学习经验，讲一讲为什么学习成绩这么好。我是南师大附中的学生，我的经验现在在南师大附中还很有影响，我们学校的同学老师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经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说：“学习好的关键原因是要有兴趣，要把每一课当作精神享受，当作精神探险。我每次上课之前都怀着很大期待感、好奇心：这一堂课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大陆？我上课之前都作预习，比如今天讲语文我会先看一遍，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怀着一种好奇心去学习。”这一点其实说到了学习的本质。学习的动力就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当时只是一个中学生朦胧的直感，后来才体会到这背后有很深的哲理。作为人的我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认知的关系。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已经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世界在等着我去了解。而我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基于这样一种生命个体和你周围世界的认知关系，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只有这种期待和好奇才能产生学习探险的热忱和冲动。这种好奇心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的原动力。带着好奇心去读书、去探索未知世界，你就会有自己的发现。读一本书、一篇小说，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发现。同样一篇小说十年前读，我有发现，到十年后读我仍然会有发现，这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发现，别人做不了？显然是你内心所有的东西被激发了以后你才能有所发现。因此你在发现对象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这是一种双重发现——既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我们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当你读一篇好的小说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美和作品的美都一起被发掘出来了，于是，你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美好了，这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为这样，对外在世界和对你内在世界的不断发现便给你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和充实感，所以就形成一个概念——“学习和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金岳霖先生说读书研究是为了好玩，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从本质上说，学习和研究是游戏，一种特殊游戏，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
读书是常读常新的。我读鲁迅的书有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阅读，每一次研究都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有一个问题，你如何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学习、探讨、发现的状态，从而获得永恒的快乐？很多同学是一个时期读书读得很快乐，有发现，但读得多了就没有新鲜感了，好像就这么回事。你得永远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才能保持永远的快乐——这是会读书与不会读书，真读书与假读书的一个考验。这里的关键，就是我的老师林庚先生说的：“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所谓婴儿的眼光就是第一次看世界的眼光和心态，这样才能不断产生新奇感。你读鲁迅的作品，打开《狂人日记》，不管你研究多少回了，都要用第一次读《狂人日记》的心态，以婴儿的好奇心去看，这样才能看出新意。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的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重看周围的世界都是新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时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我想向同学们提一个建议：你们每天早晨，从宿舍到教室看够了学校的一切。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骑自行车走过学校的林荫大道，再看看周围的人、周围的树，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人类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其实都是赤子。
今天讲大学之大，大在哪里？就在于它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在于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刚才讲的金岳霖先生他天真无邪、充满了对自己所做事业的情感，而且是真性情，保持小孩子的纯真无邪、好奇和新鲜感，这样才能够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们有星斗般的文章，又有赤子之心。
说到真性情，我想稍微做一点点发挥。一个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他都有真性情，古往今来皆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苏轼，哪一个不是有真性情的人，鲁迅也有真性情。而今天保留真性情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年青一代，也可能包括大学生，连我自己在内都在做游戏，游戏人生。而且这戏必须做下去，如果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就会受到谴责，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我经常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全民族的大表演。我进而想起鲁迅的一句格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敢”其实是和“真”联系在一起，在“敢”之外还应真说、真笑、真哭、真怒、真骂、真打。可怕的是“假说”“假笑”“假哭”，甚至“骂”和“打”也是“假骂”、“假打”，仅仅是一种骗人喝彩的表演。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实的深刻的痛苦，真实的深刻的欢乐。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做个真性情的人的问题。大学之所以大，就在于它聚集了一些真性情的人。本来年青的时候就是真性情的时代，人到老了，总要世故的。最真实的时候就是青年时代，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这时你还没有真性情，那就完了。我现在发现，年青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经常说：“钱老师，你真天真！”这是季节的颠倒！你们才是该天真，我应该世故！
五、两层理想：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将要毕业的同学，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对的，这可能对在座的即将毕业的同学有点意义。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你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那你就会被黑暗压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经常讲，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这句话可能听得比较抽象，我讲具体一点。我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贯自觉地走“白专”道路，所以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是就不准许我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的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现在看是旅游胜地了，当时是很荒凉的。你想我是在北京、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我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时代，饭都吃不饱。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头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想跳出来，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自己到这里教书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人总要有一种成功感，如果没有成功感，就很难坚持。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让考，所以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来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象儿童画，是儿童感觉。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虽然是非常艰难的，饭也吃不饱，但是有这个东西，我度过了难关，我仍然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也许旁边人看见我感觉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觉神圣就行了，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我后来果然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慢慢地在地区也很有名，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仅有这一目标，人很容易满足，还得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目标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目标。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有这样一个努力目标，就使我一边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边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文革结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基础很有关系。但是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一九六零年到贵州，二十一岁，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三十九岁，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车，而且当我知道可以报考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的时候，连起码的书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个研究生，却有八百人报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机会，机会是稍纵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来准备得怎样。虽然说我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准备了十八年，我凭着十八年的准备，在几乎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诉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讲我的鲁迅，明天我还要给烟台大学的同学讲我的鲁迅观。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初没有抓住机会，没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还在贵州安顺或者贵阳教语文，但我仍不会后悔。如果在中学或是大学教语文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发挥，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我还是能在教学工作中，就象几十年前一样获得我的乐趣，获得我的价值。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对在座朋友有一点启示，就是你必须给自己设置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没有现实目标，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坚持下来。只有在现实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你不断有成功感，觉得你的生活有价值，然后你才能坚持下去；反过来讲，你只有现实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你很可能就会满足现状，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这个机会。人总是希望不断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人应该有现实目标和理想目标这样两个目标，而且必须有坚持的精神。你想对于我，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我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这十八年。所以一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这十八年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认定了就要这么做。你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那种干扰多大呀，不管这些干扰，你要认定我要这么做，认定了，坚持下来，你总会有一个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实现理想目标，你还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大家可以体会到，在中国的现实下，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环境里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是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我就是把这样的经验带到我进入北大之后的几十年生命历程之中。在这后几十年中，我的生活仍然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身心交瘁，内外交困，但是我始终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标、大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我把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编一本书、策划一次旅游或者到这来演讲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作为具体的目标，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的感觉。我每一次上课都非常紧张——包括这一次上课。因为我要面对新的对象，虽然我讲的内容有讲稿，但是诸位是陌生的对象，我就很紧张。我这一套东西年轻人能不能接受？烟台大学的学生能不能接受？我是你们的爷爷辈，爷爷和孙子之间能对话吗？而且还是我所不熟悉的，一个远方海滨城市的孙子辈，能够听懂我的话吗？我在北京就开始准备，昨天晚上还在准备，一直到今天，我看了好几遍讲稿，反复琢磨，有一种新鲜感、一种期待感。现在从现场反应看来大家接受了我，我就有一种满足感。有些内容可能是重复的，但是在我讲来却充满激情，因为我有新鲜感，有一种创造感。尽管这是一次普通的演讲，但它是一次新的创造，是一种新的发现，包括对诸位的发现，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发现。而且我追求生命的强度，要全身心地投入。大家看我的演讲的风格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经给北大的学生有一个题词：“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无论是玩还是读书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这样才使你的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这是我所向往的。
六、大学之大，在于开创一个大生命境界
在我结束演讲的时候，送给大家八个字：沉潜、创造、酣畅、自由。这也是我对演讲的主题——“大学之大”的理解。我觉得“大学之为大”，就在于首先它有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顺便说一下，我今天参观了贵校，我看你们的校园很大，宿舍很大，教学楼很大，这基本上就有了一个大的生存空间。然后更主要是提供大的精神空间。所以刚才强调读书要广、要博就是要有一个大的精神空间。所谓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创造的生命，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为底，在将来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这样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至为整个世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这就是“大学之为大”。谢谢大家！
来源：《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