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到了庆祝百周年庆典的时候了。从百年的历史看，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已经为百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中国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到全面证实。
百年前，对于中国将要走什么道路，绝大多数国人是迷茫的。部分先进的人士希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但是，怎么改变？改变以后怎么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政治上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道路、经济发展上走计划经济道路？各种主张，莫衷一是。什么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哪种制度适合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共一大明确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中共二大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最低纲领；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最高纲领。这表明：中国不能回到封建社会，不能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要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怎么样反帝反封建，怎么样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还没有自己的切身斗争体验。那时候，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彼得堡起义成功了。无论巴黎公社还是彼得堡起义，都是发动城市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心论”的历史经验。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斗争，能够运用的经验也就是中心城市起义的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有近百次。这一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无论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基本上以占领城市为目标。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在大部分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基于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从实际出发，作出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这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探索。到1930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系列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条新革命道路的正确性。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认识。但这个正确的认识要为全党接受，却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党内“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
1930年夏天，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极错误的观念”，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要求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但未能在思想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清算。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以批判李立三为名，推行更为“左”倾的路线。临时中央派人召开苏区党的代表大会，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经验论”“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正当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临时中央又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将矛头指向毛泽东的。毛泽东处境困难，被剥夺军职，不能参与指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惨重失败。主持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基本原因。
正是这个惨痛的失败，惊醒、教育了党，才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1943年11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换句话说，这是在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新革命路线的地位，“城市中心论”的主张者退出中央领导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飞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城市中心起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国情下的成功范例。彼得堡起义是列宁领导下俄罗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成功先例。城市中心起义是鉴于工人阶级力量集中于大城市，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还要看统治阶级在大城市里是否能照旧统治下去。巴黎工人阶级的力量很集中，巴黎工人起义却未能取得成功。彼得堡起义成功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种具体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如果把它看作唯一的形式，概括为“城市中心论”，就把夺取政权的具体手段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等同起来。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这样的认识。
俄国革命是在工业相对不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革命是在工业更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国家里进行的。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很强大，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地域内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根据地波浪式推进政权建设、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这一套办法，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城市中心起义在中国的失败，证明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则适合中国国情。“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认识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硬搬“城市中心论”，是一定要碰壁的。他们也是革命者，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并不是所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都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论新阶段》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党内影响不断扩大。到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论新阶段》中的“新阶段”，指的是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如果那样，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丧失了。这就会重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口号是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大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依据这一路线，右倾投降主义就一定会重演。王明从“左”倾转到右倾错误路线，说明他对中国的国情依然没有认清，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没有清醒认识。他的意见曾经迷惑过一些人，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失。这说明，如何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党内也是有路线斗争的。
六届六中全会后，武汉沦陷。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依托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支持，与盘踞城市的日军周旋。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只认为中心城市起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现在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原理。是依靠城市起义来实现这个原理，还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来实现这个原理，则要依据不同的国情，灵活运用，不可教条化。“武装夺取政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农村包围城市”则是实现这个原理的具体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中国革命继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他认为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思想极为重要。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是在城市，是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4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还说过：“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里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保护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尽管从事小农经济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是为了消灭小农经济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共产党人的眼光不能仅仅盯着农村根据地，不能仅仅盯着小农经济，如果那样就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这封信表达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1949年3月，当革命就要取得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就要达到时，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一个极为睿智、极为重要的决定。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转变，这个转变正好体现了给博古的那封信的思想，就是说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不是农村，不是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而是城市，以及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一转变，由于党的领导人的预见力，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转变得极为顺利，没有产生大的波动。为了这次转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确保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施，确保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区别于俄国革命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在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将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又一次正确选择。70年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正是有了这条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成就举世瞩目。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2005年达到18万亿元，超过法国。2006年达到22万亿元，超过英国。2007年达到27万亿元，超过德国。2010年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达到90万亿元，差不多是美国GDP的65%。2019年达到99万亿元，2020年达到101万亿元，距离世界第一位的美国GDP不远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理应超过资本主义。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高度发达，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有说服力。只有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百年来的中国道路，开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条历史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也充满了胜利、喜悦。我们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理论贡献和历史文化更加有自信心了，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具有自信心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的、积极的力量！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