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黑天鹅”与“灰犀牛”乱舞，既有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遭遇猛烈冲击，世界局势呈现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疫情影响，百年变局将在多个方面加速演进甚至裂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是世界大变局留给我们的一场大考。
一、疫情堪比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
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之变往往由一场大战催生，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战之后。但历经70余年，从1991年冷战结束，再经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等多轮冲击，既有秩序已风雨飘摇，虽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联合国作用有限，世贸组织(WTO)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世界卫生组织（WHO）权威性不足，全球军控体系接近崩溃，国际准则屡被践踏，美国领导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国际秩序已处坍塌边缘。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致全球哀鸿一片，锁国闭关、经济停摆、股市跌宕、油价惨跌、交流中断、恶言相向、谣言满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啻一场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再遭重击。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搭建，这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也是当前国际局势云诡波谲的根源所在。
疫情下及疫情后的世界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其时，大英帝国已力不从心，“日不落”已日薄西山，但实力和影响力尚存，不甘放弃领导地位；后兴大国美国实现初步崛起，羽翼渐丰、雄心壮志，但军力和国际影响力不足，难以取代英国；欧洲忙于战后重建，日俄乘乱谋势，中国内忧外患，亚非拉等边缘力量无所适从，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大国力量分化重组。十余年后，世界陷入“大萧条”，进而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疫情期间不仅未担起应有的世界领导责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误，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近两百万人感染，十余万人死亡，其惨象超过“9·11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和，软硬实力同时受挫，国际影响力大幅下滑。2020年大选将是特朗普“美国优先”与拜登“美国重新领导”两条路线、两种理念之争，但即使拜登获胜，因内部政治掣肘和外部环境变异，美国想“重新领导”世界也难。但美国如一战后的英国，仍有足够力量阻止别国取而代之，其对华政策将会更加敏感、强硬、蛮横，遏制打压会变本加厉。中美战略博弈将更加激烈。
经此一疫，既有“一超多强”格局也将生变。美国仍是“一超”，但难“独霸”；中国加速崛起，但面临赶超瓶颈；欧洲整体实力下滑，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乘乱谋势，地位有所提升；印度短板、弊端暴露，崛起势头受挫；日本奥运延后，有苦难言。疫后各国将忙于收拾残局、重定规划，既期待国际合作，又踯躅犹豫，观望等待，心态复杂。美国“单极时代”终结，中国尚无力同美国并称“两极”，多极化亦变换轨迹更加曲折。中美俄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加明显，三边互动对重塑未来秩序至关重要。欧、日、印的战略自主一面有所加强。
亚非拉等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势头受阻。中东疫情恐情油情叠加，前景更加暗淡，可能陷入“黑暗时代”；拉美既未把握百年变局加速改革发展，也未抓住时间窗口有效应对疫情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均呈现乱象，从上世纪末的“中等收入陷阱”滑向“发展方向迷思”；非洲长期依赖全球贸易和投资，加之公共卫生条件最差，一旦疫情出现暴发式增长，可能陷入人道主义灾难。“金砖”褪色，更难抱团。印度、巴西在美中俄欧间周旋，骑墙姿态明显。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整体面临新考验。
二、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离大萧条只一步之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基础。冷战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曾经一派繁荣，中国也因之实现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经济的深层问题，揭示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摆脱危机的药方不是刮骨疗伤式结构改革，而是饮鸩止渴、转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发。奥巴马、特朗普等非传统政治人物粉墨登场，正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错位引发社会极化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未果，又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祸不单行，经济形势始终没见起色。
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抛弃多边主义、国际主义、自由贸易，借助民粹主义，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战，致全球化逆转，自由贸易遇阻。美国经济、股市靠霸凌和强权逆势上扬，但根基不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则陷入整体性低迷，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俄罗斯经济不见起色，连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经济也骤然减速失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
疫情突发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界工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娱乐中心美欧，均遭重创，亚非拉各大板块莫不伤筋动骨。世界主要经济体GDP 10%~30%不等的衰退，20%左右的失业率，均是数十年未见之惨象。世界经济衰退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已是国际共识，下一步会否跌入1929～1933年式“大萧条”，则见仁见智。更可能的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糟于2008，好过1929。1929～1933年“大萧条”持续时间长，最终甚至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体系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目前看，本轮危机导致上述狭义上的“大萧条”还不至于。但以常规的标准衡量（经济衰退两年以上、实际GDP负增长超过10%），陷入一般意义的经济萧条则非常可能。这大体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疫情发展。目前看，疫苗研制还无定数，投入市场至少还需1～2年，期间疫情还可能在印度、中东、拉美、非洲次第暴发，中美欧日都存二次暴发风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遥遥无期。疫情不除，经济无望。二是国际合作。如果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峰会适时启动，并催生广泛深度的国际合作，则世界经济短期恢复并非天方夜谭，毕竟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坚固，中国经济韧性异常强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面总体无大碍。但遗憾的是，疫情期间大国合作为竞争对抗所取代，促进经济发展最宝贵的信心大受冲击。如果疫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尤其是美国依然大打贸易战，甚至强制性要求诸如呼吸机等产业回流，形成“现地生产、本地消费”新模式，或则无限度对华索赔追责滥诉从而引发国际政治新混乱，则全球贸易将继续下降，对外投资继续萎缩，世界经济的明天只会更糟。如是，大萧条难以避免，只是表现形式、灾难程度和持续长度有所不同而已。
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国都在一条船上。唯有祈愿对方好，才能自己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坚。G20视频峰会是主要经济体尝试合作的开端，未来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三、大国关系继续分化重组，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与牵引力更加凸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本轮分化重组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动中美俄欧印日各大力量战略互动,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演变。
疫情之前，中美关系已然生变, 美国对华接触让位遏制打压，两国战略竞争盖过战略合作，经贸摩擦、地缘博弈、涉台港疆藏斗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常态，“新冷战”之声不绝于耳，“脱钩”之势加速演进。新冠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减压阀或黏合剂，但阴差阳错，反倒成为加剧中美博弈的变压器、加速器或催化剂。其中有双方疫情不同步、情绪化互怼等偶然原因，但核心因素还是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遏制。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推波助澜，为确保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对华“甩锅”，转嫁矛盾，极端势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压中国。冲刺大选的民主党拜登阵营也被迫加入对华示强的竞赛表演。可以预见，疫情、选情叠加下的中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反华强硬派所期待看到的中美敌对状态正步步变成现实。
但中美对抗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二则因为美国同盟体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欧美对华政策不尽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继续扩大，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三则因为中俄关系总体坚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难以成真；四则因为日、印总体上仍希望左右逢源，两头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也成为不了“两极”。更可能的前景是，美国加紧构筑排华的“小圈子”，在金融、经贸、科技、产业链、国际组织等领域“退旧群”“建新群”，将中国事实上阻隔排除在外；中国则把“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做深做细做实，另辟蹊径，绝处逢生。由此世界可能形成分别以美中为核心的两个经济圈。其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两极对立”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无法做到完全“脱钩”，竞争中有合作；他国无法完全依赖一方，合纵中需连横。
在此情形下，中美竞争博弈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会因为美国大选结果而有根本改变。美欧日在联合制华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欧日在挖掘关系潜力方面有巨大动力；美俄走近有策略需求，但中俄合作有战略驱动；美欧同盟关系基本格局一时难改，但彼此隔阂裂痕会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逐步缓解，中印关系稳中有忧。美国自毁形象，世界不指望其继续领导；中国大而未强，一时无法也无意替代美国；俄、欧、印等力量都不具备引领全球事务的能力或意愿。国际格局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呈现“无极”“战国”“过渡”乱象，大国合作难度明显加大，中小国家被迫抱团取暖，在各自区域自谋出路的趋势可能有所加强。
总体看，中国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这既是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使然，也是作为战疫“大后方”为全球不断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赢来的地位。但有利位置不等于战略优势，疫情的演变、战略或策略的运筹、对外交往方式的运用、各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存变数。一旦美欧疫情发展超出其心理承受极限，已然酝酿、炮制中的对华问责、索赔、施压声浪势必更加高涨，一批长期反华仇共人士必乘势而上，借疫情大做文章。中国本已木秀于林，此次又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刻，被围攻追缴的风险不能小觑。尤值警惕的是，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因疫生怨，对华态度蛮横，加之被外部势力利用，债务减免、索赔问责之声也由小变大。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数十年未见的新态势。
四、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一步变化，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更加明确
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和全球化铺展以来，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地带轮转。二战结束以致冷战终结后一个时期，大西洋地区占据中心位置，美欧携经济、军事、政治优势，高呼“历史终结”，大举“北约东扩”，呼风唤雨，主导国际秩序。
但自新世纪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关系日显疏离，“大西洋越变越宽”，中国崛起则拉开了世界权势东移的序幕。由此带动东北亚复兴、东南亚振兴、印度崛起，亚太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起伏不定，则使亚太同时成为全球潜在军事冲突的高危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和基本国策。受此驱动，俄罗斯“南下”，印度“东倾”，澳大利亚“北上”，日本“西进”，连欧洲也远道而来，宽阔的太平洋不仅骤然变得拥挤，而且从此更不太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量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新冠疫情首先大规模在中国和东亚暴发，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而中日韩率先控制疫情，中国、韩国等国防疫卓有成效，树起全球标杆，则凸现出东亚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使亚太之崛起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而具有亚洲文明复兴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东亚合作的动力再度趋强，“东盟+3”机制重被激活，亚太地区的综合性、复合型优势更加凸显。
反观其他区域板块，莫不黯然失色。曾经自诩进入“后现代”的欧洲，近年来连番遭遇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冲击，此次又在疫情危机中暴露短板缺陷，连欧盟的存废都开始被认真讨论，“西方的缺失”成为历史之问。中东板块因美国撤军留下的战略真空以及俄欧控局有心无力，导致域内各大力量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都有大国雄心同时又都难脱颖而出。而国际油价低迷、惨跌甚至一度惊现“负油价现象”，则使中东地区加速进入“黑暗时代”。远离全球地缘中心的拉美和非洲板块，疫情之后综合影响力也一时难以提升。
可以预见，疫后的经济复苏将更加依赖亚太地区的经济状况及供应链、产业链，国际安全也会因美国“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而进一步聚焦到这个区域，南海、台海局势的暴风骤雨已显征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经营亚太也即中国的周边，如何将“一带一路”首先在亚太地区走深走实，如何应对潜在军事安全冲突的风险，均是中国对外战略在疫后必须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五、全球化遭遇逆流漩涡，全球治理面临空前危机
从分散走向整体，既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国界，使全球连成利益攸关的经济体，社会主义革命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思想的力量无远弗届。冷战结束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则真正使全球互联互通，人员大流动，经贸大联通，“地球村”概念应运而生。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趋势如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已然汹涌澎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也阻挡不了。
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相伴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如，全球化大潮究竟流向何方，终点何在？各国是只追求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要关心结果？全球经济一体是否意味着政治也要殊途同归(如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痼疾暴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呈现出的效率、活力和生命力，自由市场经济不必然走向西式自由民主，越来越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时代之惑，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同西方战略界所期盼的政治全球化不会同步。另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如果不同一国国内政策相协调，必然导致国内发展不平衡和全球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不加以重视或者没有结构性改革去修补，对内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对外则助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冒险主义。“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正是美国过去近20年未能展开因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结果。而特朗普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顺应全球化的方向进行内外战略调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维做反全球化的动作，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脱钩论”、“产业回流论”等等。其结果，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国际紧张。
从全球层面看，经济、信息、资源的全球化发展理应同步催生相应的全球治理，但事实上全球治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资金、人力、机制远不敷所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明显不相称甚至脱节。在应对金融或经济危机时，IMF、世行作用有限，各国央行成为主导性力量或先遣部队，其结果，各国以争相采取金融刺激或减税等财政措施发挥作用，无异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终会酿成恶果。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成灾，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世人，本应倒逼各国重新思考和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却差强人意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政要，不是积极推进“全球化2.0”和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滥为镜鉴进而强化领导责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将其视作是全球化之错进而加速反全球化的政策推进；不是寻求大国合作或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认定相关产业“在地化”“区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动产业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诋毁世界贸易组织的功效和贡献，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
目前，对全球化的前景作断言式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历经数百年的全球化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国有识之士对此心有戚戚，少数政客们的逆势而动好比蚍蜉撼树；各国面对疫后世界的反思还没有深刻展开，所谓“脱钩”“回流”最终知易行难，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在大灾大难过后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行大盘点、大反思、大检讨，从而做好准备再出发，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是尊重历史、顺应时代的正确选择，应该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曾经西方心仪而目前或弃之不顾或有心无力的命题，中国则可以“旧瓶装新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充实完善，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制度、模式、科技之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核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及崛起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应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丛生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破损。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争嬗变为当前中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蓬佩奥、纳瓦罗、班农、金里奇等美国反华人士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一开始即剑指“中国制造2025”、国企补贴、结构改革等，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体制或政治。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原本应该成为两国暂时休战、理性看待各自国情政体的战略缓冲或时间窗口，不料新冠疫情瞬间打乱这一节奏。
面对疫情，中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央地一体、相互帮扶、公共医疗、社区管理、以人为本，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同美欧暴露出的党派对立、自由泛化、政治极化等制度短板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不愿承认制度衰败或政策失误，必然加大对中国污名抹黑以掩饰自身不足，比如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借抗疫外交“实现地缘战略野心”，宣扬“意识形态胜利”，等等，正如有西方媒体所言，新冠疫情正演变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一场战略较量”。如是，则是国际政治的大不幸。事实上，各种制度各有优劣，中国既坚决反对将西方制度强加于己，也不会盲目推销自身制度模式，追求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张各国文明互鉴，世界丰富多彩。
疫情再次显示科技的力量。中国之所以较快稳定局势，控制局面，得益于近年来相关科技创新和发展，包括大数据、健康码、快递、疫情查询系统、追踪数据链、电子支付系统、网格化管理等等，这些相对西方有比较优势，势必刺激西方加大调整。但受制于民意和选举政治，以及所谓自由、人权的绝对化，其调整将相当困难。反过来，正如已然全面展开的那样，美国会一面加速科技脱钩以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一面加大对中国所谓“科技伦理”“数字监控”等方面的指责。高新科技的争夺和竞争恰如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七、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甚至新中国成立70年乃至鸦片战争以降160年，摆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恒久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百余年来，中国既被欺凌遭受屈辱，又奋起抗争赢得尊重，中外关系的个中滋味，唯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改革开放的40年，也恰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塑的40年，其主题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崛起被理解为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郑必坚语）。
随着中国持续超高速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政治自信和战略主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简言之，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的转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然彼此交融，深刻联动，从过去中国单向的“融入”，变成现在双向的塑造，中国不仅是融入世界，还要“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还要接纳和拥抱世界反向对中国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思想基础，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阶段性目标，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追求，五位一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整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新框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对世界的参与、引领同时，美国则选择“战略收缩”“美国优先”，中美两国同世界关系的逆向发展态势，颇具历史讽刺意味。其结果，美国不是从历史的进步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局，而是以战略警惕的心态揣度中国的意图，进而采取高压的动作进行封堵遏制。班农等人甚至将“一带一路”臆想为中国在糅合西方三大地缘战略理论，实现全球“地缘战略野心”。无独有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世界投桃报李式的援助，也被污称为借疫情“实现地缘战略目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由此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一次再出发。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没有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面貌，只是将其搅动得更复杂更多面；也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毕竟，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时刻，并且开始有计划复工复产；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战略布署仍在有序推进——但是，中国把握机遇的难度会变得更大，而风险挑战也会明显增多。关键在于，在各国深陷疫灾，全球共同抗疫的特殊时期，中国在力所能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前提，也是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再出发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回望来路，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此只能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废。其次必须整理心情，轻装上阵。在“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收官之际，应该稍事休整和停顿，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寻规律，从而为接续冲刺“第二个一百年”创造条件；再次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网络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左右冲撞的乱象及时梳理、整顿、引领，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认识，“第二个一百年”再出发必然异常艰难。最后必须摆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列举的种种国家安全问题，表明发展需要以安全为保障，否则对外有可能面临半渡而击的风险，对内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一夜归零。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发展则需要加一个前缀，“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