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当前的形势离不开对疫情本身的判断。从人类发展历史趋势来看，疫情大暴发是突发性临时现象，但这个临时现象的长短有可能影响人类历史的走向。如果周期短，那么主要问题就是防控。如果疫情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就要学会适应。无论是防控还是适应，都需要一些理念和治理方面的调整。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疫情周期的认识在逐步增加，从一开始全无思想准备，到后来了解暴发的周期及传染的普遍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对措施也相互借鉴，既表现了各国的优势特长，也出现了治理方法的趋同现象。
我们今天要评估的主要是：从消极的角度看，疫情带来哪些“并发症”，以及怎么避免或消除；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对于社会的哪些发展可能是“催化剂”，以及应当如何推动事物向良性方向发展。倘若疫苗要在一年到一年半后，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评估影响，准备策略和政策及资源。中国是这样，欧洲其实也是这样。
一、首先来看疫情对欧洲的影响，主要是对欧洲整体走向的影响
（一）对经济的影响
疫情的持续发展对很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这种压力自然要影响到经济，因此欧洲各国都是在时时根据疫情的发展和严重程度，判断经济可能的走向。在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条件下预测“V”“U”或者“L”的可能走向。欧洲要避免的是“L”趋势，因此各级政府的干预力度都很大。在公共卫生方面前所未有的干预，是要解救生命，防止疫情失控，也是防止经济衰败。
这里我们似曾相识地看到了欧洲的一个传统现象：北强南弱。和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重灾国多是南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虽然确诊人数很多，但是致死率很低。这就意味着首先疫情虽然如默克尔所说，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灾难”，德国的卫生体系坚固如磐。前天一位德国朋友写邮件说，“我们已经开始接收意大利和法国的重症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体制来说，就相当于在滚烫的石头上掉了几滴水珠”。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卫生体制不会受到冲击，德国人的制度自信可见一斑。
疫情下德国体制的稳定，对整个欧洲来说是个很大的利好。昨天，五家权威经济研究所预计的德国经济就是“V”，今年负增长4.2%，明年反弹5.8%，说明冲击是短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受到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们是欧盟成员国，欧元区成员国。网络媒体上整体宣传的，似乎只有中国和俄国救意大利，这是大大的虚假信息。后来，马克龙还专门找了意大利，让意大利认清楚，谁是它的后盾。
我们评估欧洲的形势，不能离开这个整体。看到德国稳定，还要看到德国对欧盟的影响，看欧盟的决策和权能。其实，欧盟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债务危机，已经相当于有了危机预演。欧盟也通过治理改革而准备了一些体制机制工具，例如欧洲稳定机制（ESM）有800亿欧元现金和6000多亿资本，作为应急工具。如果没有前次那些危机，没有欧元区艰难的财政金融治理及新的工具，欧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虽然有了救急工具，但是欧盟各国仍然十分担心产业链断裂风险，特别是对服务业、小企业和就业的打击。各个国家都在危机时刻不惜代价地动用财政补贴工具。这些窟窿总要填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疫病的蔓延，有序地复工复产，把断裂的产业链补起来。
（二）对社会的影响
欧洲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民众的反应开始是大意，后来是镇定。疫情对于欧洲社会的负面打击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并发症就是企业停工停产，雇员面临失业，小业主失去收入，服务业受到致命冲击。这些疫情并发症本来都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欧洲各国都采取了强力的财政补贴措施，让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社会不至于分裂。有的国家补贴业主，有的补贴个人，特别是穷人。
这些做法，欧洲福利国家过去都使用过，例如德国在欧债危机时期使用半工资制，社会共渡难关。这次应对也是有条不紊。财政有工具、企业不破产、工人有饭吃、医院不挤兑、复产有组织。例如德国采取的步骤就是系列的，包括医疗保护（医疗物资和后备人员的调动），在公共沟通领域里实行数据和措施的标准化、保证财政资源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充足，在资金准备方面为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减税及补偿、实行灵活工作时间、临时性国有化措施以确保供应链畅通等），通过直接津贴稳定劳动者收入，安排在家教育、移动办公等有效利用隔离时间。这些周全的组织安排可以降低疫情对社会的冲击。
（三）对政府和政党的影响
突发的疫情对于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都是大考，因为是百年不遇，都缺乏准备。但这种危及全民的灾难更是凝聚人心的机遇。总体来讲，欧洲政府的回应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还都比较有力。有些民众开始不适应“失去自由”的措施，但后来也都适应了，毕竟没有生命也就没有自由了。意大利民众70-80%同意政府“封城”“封国”政策。北欧国家地广人稀，隔离与不隔离差别并不太大。欧洲主要国家采取阶梯式的“社会疏远”（social distancing）政策，根据疫情不断后推的策略，也被民众理解和接受了。欧洲国家各主流政党因为疫情带来的“战时场景”，民众都支持率大幅上升。4月2日：孔特支持率71%，默克尔79%（比较3月初上升了11个点），马克龙46-52%，是18个月以来最高。而勒庞，萨尔维尼，AFD都下降了。民族主权国家作为欧洲的根本制度因为抗击疫情的需要得到了加强。
孔特支持率（来源：You Trend）
默克尔支持率（来源：Infratest Dimap）
马克龙支持率（来源：LCI）
（四）从欧盟层面看
疫情需要根据现实条件进行地理隔离管理。我们要各省市压实属地管理，欧洲也一样，也只能依靠各主权国家。开始时，法国和德国还强调欧洲团结，疫情发展了，只好封锁边界。欧盟没有集中各国资源、统一管理欧洲公共卫生的权能，成员国对于欧盟也没有这个期望。各国之间出现小的矛盾肯定避免不了的，需要欧盟协调。例如有的国家希望早日退出抗疫紧急状态，但这会给欧盟整体安全造成危险，因此欧盟提出要“联合退出”。为了维护欧洲大市场在疫情后不被割裂，还需要集体行动。我们的网络媒体总是不延期发地渲染欧洲不团结，甚至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只有我们在支援欧洲，这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欧盟机构虽然授权有限，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欧盟一开始就发出了预警，请各成员国做好迎接疫情的准备。有的成员国过于自信，也是没有料到这次疫情来势如此凶猛。疫情暴发了以后，欧盟所能做的也基本做到了，例如成立协作机制，进行风险防控提出“联合退出”，建立防疫物资和人员的“绿色通道”，实行“灵活的债务纪律”让各国能够快速动用财政工具应对疫情。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ESM（欧洲稳定机制），还有欧盟层面的再分配机制，例如结构基金、团结基金，可以根据需要申请或划拨。
当然，欧盟各国之间也有分歧，例如在“新冠债券”的发行问题上就清楚地表现出各国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尽管如此，欧盟还是有一定的资源和工具，冯·德莱恩可以调动1000亿欧元用于全欧的就业保障，还有团结基金和结构基金可以调剂使用。目前看来，还没有出现欧元区财政崩盘现象。也就是说，欧盟此前的一体化趋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逆转，在医疗卫生领域里的一体化程度甚至有可能加强。如果制度不崩盘，疫情过后的欧盟就会坚守住既往的路线和政策。这个趋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没有出现逆转的倾向。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欧洲在经历了疫病暴发初期的短时间混乱后，已经开始稳步应对，不仅应对疫病本身，而且应对疫病带来的并发症，包括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以及治理疲软。有些国家甚至不得不动用国防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治理方式虽然关心有多少人被确诊，多少人致死。但似乎更加关心既有体制的适应性和稳固性。例如，如果医疗资源出现挤兑，社会管理政策就收紧一点，否则就放松一点，以保证经济和社会体制不会承受太大压力。维护体制，这也许就是欧洲的讲政治吧。卫生系统承受压力，经济有损失，社会有牺牲，但都掌握一个尺度，是不让“体系彻底崩塌”，让经济社会生活有可能恢复，也不让欧洲一体化和市场经济逆转。疫情中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见的重大危机，而危机过后的欧盟仍然会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力量，而不至于分崩离析。
二、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也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谈谈看法。
（一）经济贸易作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在这次疫病暴发前，中欧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欧盟配合美国，在WTO中提出了九项针对中国的新规则。二是欧盟于2019年制定并通过了限制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新规则，现在应当已经生效了。三是2019年春欧盟在沟通文件里提出了中国是欧盟的“制度性对手（或敌手）”的概念。欧盟的各个层面，包括智库和一些国家提出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问题。这种抵制或遏制态势是否会因为疫病的暴发而加速，还是逆转？中国和欧洲之间经过数十年合作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会加强还是削弱？取决于中欧之间在疫病期间的合作和努力。如果合作的好，合作的精神和方式以及机制可以在疫病结束后延续发展下去，如果处理不好，就必须准备面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和欧盟之间的BIT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现实相互需求。虽然马克龙提出欧洲经济要“本土化、全产业链”，虽然连Brugal这样严肃的欧洲智库都在呼吁欧洲要“重组产业链”，虽然欧洲社会关于“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舆论越来越强烈，在疫病期间，有些欧洲民众对于连普通医疗用品和医药等民生用品都依靠中国进口的事实大呼“不安全”，虽然向欧洲区内转移生产线是有政治需求和舆论支持的，但是大规模的产业重组也是费时耗力，并不经济实惠的。在疫病暴发期间，以“安全”为理由进行产业重组的国家干预尚有可能，疫病过去以后，市场规律还是要重新发挥作用。
目前，欧盟以规范市场的理由对在欧洲的中国企业（包括华为）设置了很多障碍，中国需要适应坚持市场规则，跨越新的规范障碍，去实现更高的竞争力，并以市场为原则与欧盟进行更高水平上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市场，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也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要达到中欧经济贸易更高水平的合作这个目标，就必须从中欧共同应对疫情的经济和治理合作做起。
（二）中欧需要提高政治合作的层次
去年末，欧盟机构新一届领导人就职。与欧盟机构和欧盟成员国共同推进中欧关系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希望，也列在欧盟领导人的日程表上。按计划中欧之间今年本应当有一系列的高访，那将是全面梳理中欧关系的好时机，增进中欧高层领导人理解互信的机遇。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高访没有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在中欧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首脑外交受到疫情的一定影响。
在受到疫情的影响的同时，网络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双方网民深度介入中欧之间的交往，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出现对“口罩外交”“呼吸机外交”等等象征性事件的多种评论，褒贬不一。但网络外交形式并不能代表中欧关系的全貌，甚至核心。由于参与网络外交的表达者的利益、立场、态度都不相同，因此这些评论和解读也并不能代表主流的外交立场。中欧关系需要权威的引领。
事实上，疫情暴发以来，欧盟方面和欧盟各国对中国抗疫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当疫情的震中转移到欧洲以后，中方也理所当然地予以回报，双方的医学科学和专业管理人士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些合作的合理延展和深入发展应能使中欧关系别开生面。但是如果“网络外交”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就可能误导中欧关系。因此，适时地提高中欧政治关系的层级，形成中欧抗疫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共识，不仅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的抗疫事业。
刚才说到，疫情的发展坚定了各国人民团结抗疫的信心。在危及民众生命的灾难面前，民众对政府的强力干预是普遍支持的。无论是哪种制度的政府，都需要面对自己国民的生死，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抗疫人类的共同敌人。不同制度的政府之间需要合作，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需要互鉴抗疫的经验和教训。这不是一个“输出制度模式”的时机，也不是讨论欧洲到底是否会分裂的场合，不是“你分裂我，我分裂你” 的游戏。这是一个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凿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机制的良好时机。在大难面前，人无分高低贵贱，国无分大小贫弱，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去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合作才是大政治，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三）社会舆论需要引导
最近以来，中欧之间的社会舆论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此前，双方之间有矛盾有误解。疫情期间，中国抗疫的效率和团结受到好评。欧洲一些舆论甚至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体制问题。但是这种向好的舆论为什么发生了逆转？这里存在有人恶意挑拨的问题，也有中欧双方认识不到位，舆论分寸把握不好的问题。
首先应当形成一个舆论共识：疫情是人类灾难，人类共同的敌人，各国要搞制度合作、求同存异、优势互补、拉紧合作纽带。其次，我们应当了解，欧洲一体化是不可逆的，疫情打击了申根协议，但是最终欧洲区域化还是向前发展，因为倒回去没有出路。全球化也受到了疫情打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有高远的目标，才能引领国际舆论。第三，对欧工作要细致，要考虑到欧洲人民的感受。欧洲走向联合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最怕有人唱衰欧盟，也最怕有人要分裂欧盟。所以，和欧洲打交道，需要处理好欧盟和成员国的关系，不能以偏概全，要尊重全体欧洲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制度。面对如潮而来的舆论攻击，不能乱了阵脚，还需要有利有礼有节，有针对性地交真朋友，办实际事，推动合作向前发展。
（作者：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4月10日南大华智研究院举办的“疫情对欧洲和欧盟的影响”在线研讨会发言精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