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格尔 著 吴万伟 译

长生不老的幻想不过是死亡恐惧的遮羞布而已---如果要实现，需要个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美国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夺宝奇兵》(1989)的最后，我们看到争夺圣杯的殊死搏斗达到戏剧性的高潮。电影中的坏蛋---纳粹合作者和艺术品搜罗者沃尔特·多诺万（Walter Donovan）知道，如果饮用了圣杯中的酒就可能让他长生不老。但是，从桌子上摆放的众多高脚酒杯中，他愚蠢地挑选了其中最为光鲜闪亮的杯子。多诺万一下子喝了下去，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永生的馈赠，反而快速走向衰老：他的皮肤开始萎缩脱落，掉头发，很快瘦成一具骷髅，倒地坍塌变成尘土。正如守卫圣杯的永恒骑士对印第安纳琼斯（Indie）所说，“他的选择太糟糕了”。　

过了一会儿，埃尔莎·施耐德博士（Dr Elsa Schneider，也是纳粹分子）无视骑士不要试图将圣杯从讲坛挪下来的警告，结果导致房屋结构的垮塌，地面一分为二。为了抓住长生不老的奖励，她试图在圣杯掉入地球之碗之前抓住圣杯。她是如此迫不急待地渴望永生，以至于从印第安纳琼斯的手中滑落，掉下去摔死了。印第安纳琼斯本人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不听父亲“丢掉它”的劝告的话。

长生不老：这个奖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人宁愿死也要尝试获得它。但是，他们这么做明智吗？《夺宝奇兵》认为不值得。毕竟，不仅因为丢掉性命的两个人都是恶棍，而且因为保护圣杯的骑士明确警告说，永生的代价就是要永远呆在这个圣殿里。那将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电影暗示，长生不老不是一种祝福，反而是一种诅咒。

对于考虑过这个议题的哲学家来说，这样的结论并不会觉得意外。在论文“歌剧《马克普洛斯档案》：乏味永生的反思”（1973）中，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暗示，长生不老将是可怕的、类似于落入没完没了的鸡尾酒会陷阱。这是因为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人类生活将变得难以诉说地乏味无聊。我们需要新的体验，以便有理由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在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将经历作为个人觉得有刺激性的一切东西。我们将缺乏威廉姆斯所说的“分类性”欲望：即给我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的欲望，相反只有“偶然性”欲望：即如果活着不妨继续活下去，但本身并不足以刺激我们继续活着。比如，如果我要继续活下去，我渴望把牙齿蛀洞补上，但我并不想仅仅因为要把牙齿蛀洞补上而继续活下去。相反，我可能愿意继续活下去，以便完成过去２５年一直在构思的长篇小说。前者是偶然性欲望，后者是分类性欲望。

窗体底端

威廉姆斯声称，一个没有了分类性欲望的生活将演变为一堆无差别的平庸性，根本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威廉姆斯使用了捷克作曲家列奥·亚纳切克（Leoš Janáček）的歌剧《马克普洛斯档案》（１９２６）中的人物艾琳娜·马克普洛斯（Elina Makropulos）作为例子。艾琳娜喝了一种圣水，让她永远保持４２岁时的样子。但是，到了她３００岁的时候，艾琳娜体验了她渴望拥有的一切，结果，她的生活变得冷漠、空洞、乏味和孤僻。没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她决定不再喝圣水，让自己摆脱乏味永生的束缚。

但是，正如批评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威廉姆斯的论证并不真的探讨永生问题。想象一下人的生物学寿命有一千年。那样的话，艾琳娜在３００岁的时候死去，还算相对年轻的。她的问题不在于她长生不老，而是她已经生活了太长的时间。如果长生不老有什么具体问题，它肯定在其他地方。　

纽约大学道德哲学家塞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曾经暗示，长生不老幻想的真正问题是，作为连贯的欲望，它是说不通的。谢夫勒指出，人的生活是被拥有固定时间边界这个事实亲密构建起来的。我们都从出生开始，接着经过人生的很多阶段，最终必然以死亡结束。反过来，谢夫勒认为，我们珍视的一切－－因而在人的生活中能连贯的欲望－－－肯定接受我们在时间上是有边界的存在这个既成事实。当然，如果找到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我们能够想象永生是什么样子。但是，这样做遮蔽了一个基本事实：因为死亡是既定事实，只有在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选择有限和我们每次获得只能得这么多，随后一切都归零的背景下，人类珍视的一切才能说得通。

谢夫勒的案例不仅仅是，长生不老将让我们感到痛苦（可能如此）。如果我们长生不老，我们将不再是独特的人，而这是我们现在的特征。如果我们未来获得了永生，它也不会让我们得到所渴望的东西：即长生不老的人类自我的某种前景。渴望永生的欲望是个悖论：一旦实现，就会对它造成破坏。反过来，谢夫勒暗示，一旦我们认真反思自我的事实，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可能仍然拥有的永生欲望残余。

你可能觉得你想长生不老，但是反思一下，就会说服你放弃这个念头。

但是，那真的很清晰吗？难道我们不会稍微同情一下多诺万和谢夫勒抓住圣杯的冲动吗？在这个方面，有趣的是，当我们返回更广泛的流行文化时，有太多的例子显示，永生不是被当作祝福而是被当成诅咒来呈现出来的。

在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1726）中，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种族斯特鲁布吕斯（Struldbrugs），他们出生后前额上就留下奇怪的标记，说明他们将永生。最初认为这些人肯定是最幸福的人，但格列佛很快就改变了他的看法，因为他得知斯特鲁布吕斯的衰老过程永远持续，不会停止，这让他们陷入日益衰老和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个王国漫游，你会发现他们是正常人避之不及的令人讨厌的畜牲。或者考虑一下丁尼生（Lord Tennyson）爵士的诗歌《提托诺斯》Tithonus (1860)中的阿尔弗雷德（Alfred），那里，一位永生的叙述者描述永无休止的生命带来生理和心理衰老过程和陷入这种状态的恐怖和孤独。

哲学家和流行文化似乎都继续尝试告诉我们同样的事：你可能认为你渴望长生不老，但是反思一下应该说服你放弃那个念头。不过，如果这是最终真实的－－哲学家和流行文化似乎渴望说这是真实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产生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不停地被人这样教导呢？

长生不老的观念有一些深刻的和持久的吸引力，不可能仅仅因为有人指出来永生的例子是诅咒就会被驱除掉。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渴望永生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首先，最明显的，渴望永生的欲望似乎是对死亡恐惧的一种回应。我们大部分人都怕死，如果长生不老，我们就能逃避那个恐惧和恐惧的对象了。因此，永生的欲望不过是不死的欲望。在此问题上，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提醒我们的是，有很多比死亡更加糟糕的命运。长生不老本身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果真如此，我们不应该渴望长生不老。毕竟，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愿意成为斯特鲁布吕斯人。

但是，当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我们看到那个恐惧不仅仅使对死亡事实的唯一重要反应。这里，非常有用的是求助于西班牙巴斯克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在《人和国家的生命悲剧意识》（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in Men and Nations (1912)）中说的话。　

有人给我提出论证，证明灵魂永生信念的荒谬性。但是，这些论证并不能打动我，因为它们是理由，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但是，人们的心灵并不是靠理由喂养大的。我不想死去。绝不！我不想死，我绝对不想死。我想一直活下去，永远，永远。我想活着，这个可怜的我，我自己在此时此地感受到的我自己，为此，我并不在乎我的灵魂、我自己的灵魂长期存在问题的折磨。我是我的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在我极端的痛苦中，我连同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Michelet）一起呼喊，“我的我。他们在偷走我的我。”

乌纳穆诺这里联系的部分内容是，某些东西被强行从身边夺走的愤恨和恼怒（他们偷走了我的我。）乌纳穆诺想象了我们多数人在思考自己的死亡问题时都想到的场景：并不遥远的老朽之点如107岁，此时，自己卧病在床动弹不得，在资金不足的护理中心---而是死亡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把我们掠走。换句话说，死亡常常被认为或者被体验为（比如得了绝症）对个人的侮辱，在人想走之前夺走他的时间。换句话说，它是对人的能动性的最根本攻击。

我们不仅仅担心死亡的必然事实，我们也恼火于对个人的侮辱。这就是在西方文化中死亡常常陷入字面上的个人化的原因：不是畜牲一样的、冷漠的、生物学的存在，而是前来收割你灵魂的大镰刀。同样，你是能与大镰刀讨价还价的，这绝非巧合。传说中这样说，如果你在下棋的时候战胜他，他就会放了你。作为行动者，你就能试图保持一种控制权。

当然，残酷的现实是死亡总是“要么来得太早，要么来得太晚。”

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许与谢夫勒的论证相反，毕竟或许有一个追求永生的连贯欲望。这是因为渴望永生或许不仅仅使拥有永生的欲望。相反，它是一种我们能够控制局面的欲望，当我们自己准备死的时候。只有在我们自己准备好的时候而不是在此之前终结我们的生命。

其实，古代梵文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一译<玛哈帕腊达>; 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 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 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中描述的这种可能性。其中伟大的战士毗湿摩（Bhishma）被赋予了“根据自己的欲望确定死亡”的恩惠。毗湿摩永远不会死，除非他自己愿意死---但是这并没有排出他后来在战场上落入阿诸那（Arjuna）之手，不知不觉被困在箭床上。虽然，甚至在困在那里丧失行动能力时，毗湿摩仍然没有准备好死掉。他首先选择躺在战场上将智慧传递给坚战王（Yudhishthira）。到那时，他决定自己离开的时间到了。毗湿摩做好了死的准备，准备好了之后，终结了生命。

这种“根据自己的欲望确定死亡”的能力在《摩呵婆罗多》中明确被呈现为恩惠。对比意味非常明显的是，永生是不能决定死亡的。假如毗湿摩在不能决定死亡的时候被钉在箭床上---因而理应一直呆在那里---它当然需要在诅咒之下不停地劳作。但是，情况不一样。毗湿摩的恩惠似乎是连贯的，是我们自己可能也渴望拥有的东西。在我们准备好死亡之前，它将消除死亡恐惧。与此同时，保留了这个能力，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勇气时，就可以喊它过来终结这一切。同时，接受谢夫勒的要点，即最终我们需要死去，因为这是最初让人生值得过的东西。

当然，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很多人发现，用威廉姆斯的说法，死亡来得“要么太晚，要么太早”。太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走。太晚，是我们已经到达了生活已经不值得再继续下去的边界点。的确，我们很少需要哲学家来说服我们相信，对许多人来说，有很多比死亡更加糟糕的命运：在瑞士等国有协助安乐死的医院，这说明很多人选择死亡而不是继续忍受身体的痛苦或者继续没有尊严地生活，尤其是在没有康复的希望的情况下。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很多社会仍然拒绝人们选择死亡时间的权利，即使他们最理性地渴望这个结果。

显而易见，永生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因此不可能是人类生活条件不幸而根本的事实的真正解决办法，无论是从社会政策还是道德判断来看，也不是对围绕安乐死的复杂难题的答案。但是，这样的幻想持续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以及作为哲学反思的目标－－的理由是，它诱惑我们进入一些重要的领域，即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我们不仅仅害怕死亡，还怨恨死亡，因为死亡是对我们个人能动性的侮辱。我们能够充分控制死亡在唯一一个方向上，那当然是没有任何安慰的东西。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死亡结果比刚开始表现的那样要复杂得多。

作者简介：

保罗·萨格尔（Paul Sagar），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系政治理论讲师。著有《人类意见：从霍布斯到亚当斯密的社会性和国家理论》（2018）。

译自：On going on and on and on by Paul Sagar

https://aeon.co/essays/theres-a-big-problem-with-immortality-it-goes-on-a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