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据说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确实是六十多年来最好的记录，不过实事求是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记录。根据西方学者运用新方法回算，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引领世界经济，其总量直至乾隆时代，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百分之三十还要多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的总量还要大。所以，中国现在的成就，值得欣慰，并不值得夸耀。
不是刻意比附，为了大家更好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大约与1894年的时候比较接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下一步并没有找到方向。这个时候，中国距离世界还很远，中国与世界还存在很大距离，中国能够夸耀的是毕竟恢复了，发展了，毕竟可以与东西洋各强国一起玩了。这是这几十年增长的真实意义。
经济增长引发中国知识界的虚骄，现在许多讨论中国文明的，或者刻意强调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机会，或者将全球经济说得一塌糊涂，风景这边独好，全世界好像都进入危机，惟独中国一枝独秀。
在这种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以来一直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看法逐渐成为主流，以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
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路被我们的意识形态给遮蔽住了，我们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更不知道中国文明在近代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式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一种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五四前后，梁漱溟敏锐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长此终古，可以静止的、温馨的发展下去，可以发展的更精致。梁漱溟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是工业革命。产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寻找市场，对中国这么一个没有发展，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过程，成为世界一体化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一起了。
中西文明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关系。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新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接触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也像更早时候，黄河流域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等一样，没有障碍。儒家教导“一事不知以为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事，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接触的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那些人。其实，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的比文献记录肯定要早些。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我们就知道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早。
我们过去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心学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我们过去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今天想想，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与进入中土，或没有进入中土，但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交往有关。这些思想不会无端发生，不是无源之本，他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最重要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发展已形成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农业文明就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那么多，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贸易管道就这样形成起来，而且越来越兴盛。这个非法的、兴盛的贸易管道，我们多少年来一直解读为倭寇，这些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另外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程度上，还处在一个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如果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文明边疆的历史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因而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不踏实，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不仅非法贸易日益严重，而且合法贸易也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开发、培育下，已能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和消费冲动，使得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消费冲动。刚刚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中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在乾隆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商量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入，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成功后，我们不会再怀疑英国政府和资本的诚意了，如果在那个时候和平解决贸易失衡，扩大进口，提升人民消费能力，养成人民新的消费习惯，那么中国应该提前两百年步入现代社会，而且可以避免那么多挫折，中国完全可以在和平轨道上与世界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
两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其实，这就涉及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就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业资本一直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最后一个阶级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农民地位最低，他们就是自然经济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度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的好玩意，我大清宫里都有，所以更多的我大清不需要。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与文明冲突，与什么入乡随俗，三跪九叩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假如我们去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我们应该相信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上的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英国人还有什么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的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时候，就是问题。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国财政重大问题，甚至关涉中国的生死存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放到今天的眼光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采取面对西方资本进入冲击时采取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进入，起初也抵抗，但日本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但中国在1840年代当鸦片贸易已成为灾难的时候，依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还是告饶了，不打了，中国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以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弊端，让外国人进入这五个通商口岸，让外国资本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过去所说是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的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下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后来又被称为“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的新开放，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紧，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的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丛林故事。
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应该相信再有二十年发展，中国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形态，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因为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后来失败了，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的考验。其实，从文明层面去观察，三十年洋务新政不仅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和成分，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改变了中国文明基本走向。
在洋务之前，中国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发展的很精致，也对世界文明史贡献卓著。四大发明的陈旧故事不去说了，像中国文明中的科举体制在中国近代看来可能很有问题，但科举制确确实实启发了西方运用至今的文官制度。
后世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相比，总觉得缺少了现代的制度设计，许多人以西方三权分立为中国政治改革必由之路。其实，从文明史视角说，西方三权分立渊源有自，即便这个完整制度不是来自中国，但其确实吸纳了古典中国政治架构中分权制衡的因子。所不同的，西方现代三权分立以共和制为基础，而古典中国，是在皇权领导下的权力制衡与相互监督。两者之间有本质不同，无法同日而语，但中国文明由此看来并不是一无所有，更不会见到西方文明必须自惭形秽。
古典中国文明可能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批判的那样污秽不堪，尽是糟粕。早熟的中国文明拥有许多合理因子，只是在阶级斗争年代里被妖魔化了。同理，现代中国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并不会有天然敌视，因为在中国文明遗传基因中，从来都是见贤思齐，学习任何人任何好的东西。中国文明不会以人废言，不会因为某种要素来自西方而拒斥。这不是中国文明的特性。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文明一定能够走出悲情，坦然面对历史与未来，面对自己与他人。中国文明一定能够复兴，一定能够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引领世界，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